第218章（1 / 1）

今天是我父亲诞辰102周年，也是去世半年的纪念日。他的前半生可谓波澜壮阔，但老迈之后总嫌命长，直到千禧年我们决定回大陆定居，他才安然于自己的长寿。

我们家是有长寿基因的，奶奶和姑姑都活过了九十岁，父亲九十四岁的时候北京申奥成功，于是看奥运会成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唯一期待。

他离开时儿孙绕膝，国家也给予他爱国将军的最终评价，可我知道他始终有遗憾，那就是我的母亲，他等了她半个多世纪，找了她半个多世纪，如果不是因为有我，他甚至怀疑和母亲相伴的十二年只是荒诞书生的一场春梦。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是我们家的禁忌，父亲不提，我们自然不会提，我对母亲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她离开我时，我只有八岁，她说抗战胜利了就来接我，可她食言了。

父亲没有食言，1944年他到美国办事情，姑姑带我去华盛顿和他短暂地见了一面，他还想像小时候那样把我抱起来，可我已经到他肩膀那么高了。

1946年他到波士顿与我们相聚，还带来了美国飞行员约翰柴尔德，他一直对我姑姑念念不忘。我姑姑很感动，但是她说自己比约翰大十二岁，也不可能再生育孩子，约翰说阿虎和我就是他们的孩子，姑姑说她不想再嫁给军人了，她受够了等待，约翰就毅然退伍，他当时已经是空军少校了！

姑姑和约翰在波士顿的小教堂里结的婚，父亲亲自挽着姑姑把她的手放在约翰的手掌心。约翰是个非常棒的人，他和姑姑养育了我。

我怀念我的十三岁，父亲陪了我将近一年，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业，每天放学我就去海边找他，他支着渔具，鱼钩空空。他对我永远都是温和的、宠溺的，虽然话不多，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中国，他的表情就变得很凝重。

其实那段时间来找父亲的人很多，劝说甚至逼他回国。有一天来的人似乎是他在国内的老友，他看见我很热情，说我小时候他抱过我，我应该叫他一声干爸爸。还问怎么没见到我妈妈。

姑姑早就嘱托过家里的事不要和外人说，我那时已经很懂事了，家里也很多年都不再提我母亲了。

父亲忽然开口叫他少杰，说既然他一定要见，就带他去看看妈妈。

不知道那个叔叔什么反应，我当时大脑嗡的一声，妈妈没走吗？这么久了，她在哪里？！

二伯父海边别墅那座山下的教堂外，妈妈的墓碑面朝大海静静躺着，“爱妻林菡之墓，1907.12～1942.8”，父亲抚碑恸哭，我则扑进姑姑怀里大喊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妈妈坐小船走了，妈妈坐小船走了……”

姑姑含泪对来人说，妈妈是得肺病走的，在国内时，她的肺就一直不好。若他不来，是不准备这么早让我知道的。

那人表情很惋惜，他摘下礼帽，在母亲墓前深深鞠了三躬。

父亲还是和那人一起回国了，只是没想到这一别，他的人生便再无自由。

1948年10月底父亲被强送至台湾，协助陈将军整理岛内军务，他晚年总无限唏嘘，说当初就不该走，起飞没几个小时沈阳就解放了，他本以为他会降落在葫芦岛。我后来问父亲，投诚的赵伯伯还有后来回大陆的卫将军到底什么底色？父亲淡淡一笑，并不回答。

1950年蒋军彻底败退台湾，岛内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波，清查了无数潜伏进来的共产党人以及亲共人士，我父亲受到波及，可苦于找不到证据，只抓住一点，为什么和他关系好的高级将领好多都投共了。父亲说了四个字：“民心所向。”

就因为这四个字，他被关了整整十年。

1954年的时候，家丽阿姨忽然发电报说父亲自杀未遂，我和姑姑带着奶奶连夜飞到台北。

当时姑姑去找了在台湾的不少故交，向监狱发起诉讼，怀疑保密局对父亲用刑，保密局局长特意登门，指着天对姑姑发誓不曾动过父亲一根手指头。

晚年，父亲才说，他被捕后，陈将军一直力保，再加上很难给他定罪，他生活其实还过得去，可以读书看报，他只是觉得人生无聊而已。

他被抢救过来后，住进了疗养院，是家丽阿姨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我和姑姑去探视他的时候，他瘦得厉害，腰痛复发，一直趴在病床上，生活难以自理。他趁家丽阿姨和姑姑出去，跟我抱怨，这辈子没有这么不体面过，还不如死了。

我拿着他的x光片告诉他，这次腰痛和之前的伤没什么关系，是腰三腰四椎间盘突出，压到神经了，他好好治疗是不会瘫痪的。那年我正在哈佛医学院读三年级，最是狂妄自大的时候。

可父亲很信我，眼睛里终于流露出欢喜，说他和母亲修机器，我修人，也算传承衣钵了。

其实继承他们衣钵的是大伯家的锦荣哥哥，当时他在普林斯顿做物理研究，两年后便携妻儿秘密回国，这都是后话了。

那次是我长大后父亲第一次提母亲，就那么自然的，一句带过。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未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有多么不同。反倒是家丽阿姨陪伴父亲直到暮年，父亲却始终没有给过她任何承诺。

父亲经手无数武器装备，可他自己真的就干干净净，以至于他被囚禁的十年，完全没了经济来源。我们在美国本有些股票和现金，约翰在波音公司做机械修理师，收入不错，可我和阿虎都在藤校读书，每年学费就上万美元。

两个伯父据说为搭救父亲花了不少钱，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况远隔重洋，所以在父亲恢复待遇之前，一直靠家丽阿姨养着，家丽阿姨最后做到了兵工署财务处的副处长，算是极优秀的女性了，可她却为父亲，低到尘埃里。

家丽阿姨说她宁可父亲被多关几年，因为那些年他是独属于她的。父亲康复后，兵工署的老同事有天给他带来了母亲曾经编写的教案，父亲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后来台大老机械系用的就是署了父亲和母亲名字的教材，他说这是除了我以外，他和母亲的另一个结晶。<

可家丽阿姨却说，那个教案最早是母亲和一个叫顾岩的共同编写的，他顶多算个继父，父亲为此生了好久的气。

1961年父亲被特赦，他五十四岁，虽然老了，却依旧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男人，他写信说在台北寻了套房子，要我送奶奶过来养老。其实孝敬老人的琐碎只靠家丽阿姨一个人来做，她这一辈子，从丫头成长为职业女性，最后又为了父亲躬身成了丫头。

至于父亲，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依旧是台北社交圈里最玩得转的虞家三少。那些偏安一隅的旧式纨绔，在台北复刻了百乐门和桃乐丝，讲着最浓的上海话，跳着最怀旧的澎恰恰。

那个暑假我也声色犬马，等玩到快十二点回家，家丽阿姨在客厅里抹泪，父亲还没影儿呢，她说他一定是去了无名居。

我找到无名居的时候，开门的那个女人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她望着我的眼睛说：“你是耦元吧！你长得真像你父亲，除了这双眼睛。”

她是我的表姨妈，原先叫金蕊儿，现在大家都称她金老板，我问她你只卖茶吗？她说不光卖茶，还卖回忆。

我父亲要买的回忆是什么？因为她和母亲有四五分相像？表姨妈说父亲只来过一次，喝了一泡茶，听她唱了首《天涯歌女》，她说上一次给父亲唱曲，还是三十年前。

其实我们都误会了父亲，他游走于旧友之间是为了筹款，那时候退伍老兵和遗属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他的那点补助全贴出去了。

第二年暑假我去台北探亲，家里又多了一个阿姨，比家丽阿姨年轻漂亮，甘愿做小也要跟着父亲，她叫梅珊。

家丽阿姨又拉着我哭诉，说父亲参加空军办的义捐，碰见了梅珊，她是空军遗属，丈夫死了好多年。父亲上台募捐的时候，邀请了台下的梅珊，向众人介绍说她是重庆国立师范女院的校花，会唱歌剧，曾经做过他的话务员，于是父亲弹钢琴伴奏，梅珊唱起了《咏叹调》，一曲歌罢，梅珊眼眶红红地对父亲说，没想到，他还能记得她。

当然不止梅珊想要嫁给父亲，只不过她最执着，最能放下身段儿。我开始怀疑，父亲对母亲的专一是不是被他自己美化了，他明明万花丛中过，却片叶不想沾身。

此时，父亲把尴尬留给了台北家中的一屋子女人，自己领着一群生计困难的老部下跑到花莲种水果。我跑到花莲找他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怎么改进喷洒机。他把我领到一个小土坡上，说这一片种凤梨，那一片种芒果，然后他要开个罐头厂，这样就可以解决几百口人的生计！

在我心中父亲是个威严的军官，是位儒雅的学者，兵工署想要返聘他，大学请他去教书，可他却跑来当了一个农民！父亲说我们虞家祖上就是种茶的，他是返璞归真！我在他农场住了三天就遇上了台风，一夜间凤梨全被吹掉了头，芒果树也折了一多半，我一个医学生，被迫在果园里抢救果树，我说靠天吃饭哪那么容易啊！父亲和他的老部下却看不出有多沮丧，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走的时候，父亲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考察美国的种植园如何运营，还给我列了长长的书单，让我下个假期带回来。

我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了，我要去医院正式上班了。

父亲有些感伤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来看他，那一瞬我们的情感倒置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趴在阳台上等他回家，现在换他等我了。

当然后来我决定留在台北并不完全因为孝顺，我闪婚了，为这件事父亲第一次对我提出质疑，他问我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爱。

就是最后那个暑假，我从花莲返回台北准备坐飞机回美国，在长途汽车站，我碰到一个抱着小孩光脚在路上边哭边跑的女人，她说闽南话，我完全听不懂，可是我看到她怀里的孩子已经窒息了，来不及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用街边路人的折叠刀切开了小女孩的气管，小女孩脸上很快有了血色，那一刻我朦胧记忆里的季夏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