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1 / 1）

我把阿瑛母女带到父亲面前时，反倒是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他很客气，也很亲切，但我看出来了他非常不满意。

他说他不是保守的人，他对阿瑛没有任何偏见，但是她太普通了，聪明和漂亮总要占一头吧？

我顶嘴，说他就是心有成见，还是阶级门阀那一套，母亲是王府格格，家丽阿姨是平民，所以他就如此差别对待！

他骂我混帐，他爱上母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世，但是她美丽聪慧，无可替代！我说母亲如果不是出身权贵，她怎么可能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爱的本就是光环加身的母亲，如果阿瑛是他同僚的女儿，他一定不会这样挑三拣四！

父亲问我喜欢阿瑛什么，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离了我，阿瑛母女就没法活，她的废物前夫除了打骂她们，什么都不干，我是她们母女的救世主。父亲问我哪来的优越感，同情和救赎根本就不是平等的爱。

他虽然不看好我们，可还是在我定居台北的第二年，送给我们一套房子。他的罐头厂开起来了，家丽阿姨和梅珊阿姨带着奶奶搬到了花莲，她们一个管账，一个跑销路，事业做得如火如荼。后来父亲极力撮合梅珊阿姨和他的老部下杨秘书在一起，把经营权交给他俩，父亲则搞起了专利发明。

我和阿瑛生了两个男孩，父亲分别取名宥宁、宥平，还有阿瑛带来的女儿皎皎，这个名字是我取的，“皎皎明月夜”，父亲说寓意很好就是拗口。

那几年我工作非常忙，常常好几台手术连轴转，阿瑛就带着孩子们替我去花莲看望父亲和奶奶。阿瑛从小在山里长大，比父亲从农学院找来的专家还会侍弄果树，父亲因此对她青睐有加。就像他说的，他对阿瑛没有成见，他只是单纯不认同我对婚姻的态度。

1966年大伯父病危，父亲申请离台被拒，我只身一人赴美。去机场接我的是锦成大哥的女儿琼华，她晒出小麦肤色，头发烫着大波浪，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昂扬自信。她管我叫owen，我说她没规矩，应该叫我uncle。她说你才比我大几岁啊！不知道为什么，和她坐在敞篷车里，莫名地开心。

其实随着她一点点长大，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了，可所有人依旧爱她，她非锦成姚瑶所生，却是他们存在过的唯一寄托。大学时琼华总来找我，她说自己没有学习天赋，不想读大学。我就苦口婆心地劝她，一有空就帮她补习，有天琼华忽然对我说，如果我不是她的uncle该多好啊！其实我也是那么想的，我们几乎从小一起长大，身边都没有爸爸妈妈。

大伯父晚年被肝腹水所苦，病危书下了十几次，苦熬了一年才走。这些年锦荣哥哥和家里完全断了联系，那时的中国被整个世界孤立。我们对他颇有怨言，却不知道他正默默做着多么伟大的事情！

虽然大伯父的葬礼是西式的，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守灵，过了头七，我准备回台北，依旧是琼华送我，过海关的时候她忽然抱住了我，我们很想说些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

奶奶活到九十一岁，她的棺木停在花莲的果园里一直没有下葬，父亲说一定要带奶奶回大陆和爷爷团聚。

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父亲又向台当局提交了赴美探亲的申请，仍不被准许，岛内的政治环境一直紧张，年轻人一边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潮，一边又被禁止谈论政治和信仰。

有天家丽阿姨从花莲跑来找我，让我管管父亲，罐头厂他完全不理了，杨秘书和梅珊阿姨一手遮天，整天跟她在账目上耍滑头，经济效益也下来了。我问她父亲最近在忙什么，他不是在搞自动化的装罐机吗？

家丽阿姨叹口气，说父亲申请了美国的技术专利，可台当局还是不批准他去海外参会。然后他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整日沉迷于打桥牌，从乡里打到县里，现在又去参加全省大赛。

我陪家丽阿姨到赛场找到父亲，他正拿着纸笔复盘比赛，家丽阿姨问厂子做那么大，不准备要了吗？父亲从老花镜里抬眼看我，问我要不要继承他的果园，我说不要。他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那就都卖掉吧！”

参加完岛内大赛，就是国际大赛，父亲把邀请函递交上去，焦急等待，好像等待放榜的秀才。然而台当局还是不让他出岛。

“我的一生难道要困死在这座小岛上了吗？”

我把父亲和家丽阿姨接回台北家里，共享天伦之乐。那是我婚姻生活的第十年，事业蒸蒸日上。我还是说不出喜欢阿瑛什么，当初那种强烈的宿命感已经渐渐变淡了，相处变成一种习惯，阿瑛很普通，甚至没什么个性，但她是个好儿媳、好太太。

我却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明白我在寻觅什么，每朵花儿都与众不同，但又缺点什么。我是医生，可我却无法自医，我开始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说我的缺憾感来自童年创伤，我说妹妹和母亲的去世我都已经没印象了。她说那种感受被潜意识放大了，我的寻寻觅觅见异思迁就像在找一块拼图。<

我问拼上了是不是就好了？

她问什么是好了？是完美？是完整？还是算了？

我不知道。

家丽阿姨平静的晚年生活没过几年，就查出了乳癌，我对她说手术成活率还是不错的，要她不用担心。家丽阿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天一夜，出来后决定不治了，她看着父亲说，请让她完完整整、干干净净地走。

父亲在院子里养了十几个品种的月季，一年四季鲜花盛放。家丽阿姨每天剪好多花，一股脑塞在玻璃花瓶里，她还是不懂插花，只为那一抹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日子，家丽阿姨住在我工作的医院，她离不了止痛泵。阿瑛天然地和她亲近，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父亲每天都会打扮得利落帅气，带一束花园里的月季去看她，医院的护士们都感动于他们的浪漫，以为他们是一对白头偕老的爱侣，父亲并不解释。

家丽阿姨有一天把我叫过去交代后事，说她死了就把她火化了骨灰随便一丢，她是个没有归处的人。

我安慰她，父亲会把她带回虞家的墓园。她问还回得去吗？她算虞家的什么人呢？她说其实这辈子她最要谢的是我母亲，母亲改变了她的命运，让她从丫头王家丽变成兵工厂的王小姐。

家丽阿姨太疼了，我签字加大了她的药量，她后来在一片恬静中离开。父亲把她停在奶奶身边，我问他为什么最后都不肯给家丽阿姨一个名分，她几乎用尽一生在爱他。

父亲含泪说，因为我的母亲还在，她没有死，而是留在了大陆！

我的记忆没有偏差！8岁的我扒在轮船的窗户上，亲眼看着母亲坐着小船离我远去！

我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不肯再婚，为什么执着地想尽办法要离岛，他始终没有放弃要和母亲团聚！只是岛内的环境让他不敢讲真话，这个秘密在他心里藏了四十年。

四十年了，父亲怎么确定母亲还活着？可他就是笃定她一定也在等他。我玩笑道，母亲美丽聪慧，追求她的人一定不少，也许她早有了新的生活。父亲默默叹口气，说他只求无愧于她。

1984年我去美国学术交流，和阿虎表哥一起以专家身份开启大陆之行。我们离开时还是孩童，归来时已经两鬓斑白，飞机高度一点点下降，我看清了山脉和河流，看清了规划整齐的城市和无边无际的麦田，我的泪止不住地流。妈妈搂着我的温度始终不曾冷却，我终于回来了。

我们见到了淮安小叔和锦荣哥哥，沈阳解放时小叔还有未完成的任务，最后一刻随总司令撤走了，后来他去了南京，一直等到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换姓，在南京军区工作直到离休，现在定居在杭州。而锦荣哥哥对他的工作讳莫如深，他说自古忠孝难两全，那时大伯父大伯母都已经去世了。当我们提出要寻找母亲时，他们都很惊讶，锦荣哥哥说他当时还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没想到那是为了掩人耳目。

我回到台北后，小叔一直通过阿虎向我们汇报寻找的进展，他找了党组织，跑了档案馆、原金陵兵工厂，还去了十几所工科院校，可惜老人们都不在了，档案也遗失了很多，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匹配上的信息。

父亲很焦虑，那段时间失眠严重，每次出门十次有九次是参加老友的葬礼，他说他那批人都快走干净了。

父亲年轻时受过两次重伤，至今身体里还有取不出的弹壳残片，可他一向自律，晚年后身体反而没什么大毛病，他的人生也在拼命寻找那块拼图吧。

1986年的腊月，父亲突发了心绞痛，他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忽然捂着胸口满头大汗，把他送到医院后我找来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用最新的技术做了心脏造影，没有发现梗死、破裂，也不是主动脉夹层，那颗年迈的心脏依旧机能良好。

父亲被折腾了一番，短暂地睡过去了，我一直守在床边，我见过太多种死亡，很难预料死神会出其不意地从哪里下手。更主要的是，父亲一向健康，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父亲在梦里哭了，他皱着眉头，嘴唇轻轻动着，过了好久才缓缓睁开眼睛，说:“耦元，你妈妈不等我了，她说她累了……”

1988年我陪父亲踏上阔别已久的家园，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了北京，汽车从天安门前经过的时候，他向国旗敬了军礼。我们先去了绒线胡同，一进去父亲就疑惑了，影壁不见了，成了整整一面砖墙，墙上挂满电箱，电线乱七八糟扯着，原先宽敞的、种满奇花异草的小院被私搭乱建占着，看不清原先样貌。

一个戴红袖标的大妈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金六爷，大妈说没听说过这个人，解放后这院子就成大杂院儿了。我们还去了母亲的母校，可惜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倒是她出生的王府还在，成了机关单位。那时候去哪里都要介绍信，找档案也要人一件一件地翻，工作人员说一旦找到了，就写信通知我们。

第二站我们去了上海母亲曾经住过的公寓，我干妈罗忆桢听说很早就去世了，也不知道最后葬在何处。公寓现在成了办公楼，装修倒是没变，但旧家具早不见踪影。和平饭店还在，我们在顶层露台眺望黄浦江，父亲的神情无比落寞，我的母亲曾那么耀眼地存在过，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最后一站我们回了祖籍海宁，小叔很早之前就把重庆歌乐山上亲人的遗骨迁了回来，我和父亲带回了奶奶和家丽阿姨，父亲在爷爷奶奶旁边也选了块地，对我说要做合葬墓，刻上他和妈妈的名字。

离开大陆，我们搬回了美国，姑姑已经八十五岁了，她想念我，想念她的弟弟。

那时我和阿瑛已经离婚多年了。皎皎刚做了妈妈，宥宁也有了女朋友，阿瑛和他们留在了台北。宥平在英国读大学，他一直怨恨我离开他妈妈。

到美国后，我有了新家庭，妻子曾是我的心理医生，当初她没有医好我，跑到美国读博士，现在反倒是我，又把她拉下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