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上帝之死》(8)(1 / 5)
附录:尼采与虚无主义
(加缪著)
绝对的肯定
自从人类对神做道德的批判那一瞬间开始,便杀死了内心的神。但道德的根据是什么呢?借正义之名来否定神,没有神的观念是不是能想象正义的观念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变得不合理呢?尼采所面对的,就是这种不合理。为了突破这一点,他把不合理一直带入极端,意即道德是未经建立便被打破的神的最后肖像。于是,神是不存在的,神不保证人的存在,而人为了存在,应该去行动。
单独者
罪业确实在乎“黄祸”,但把我们当作囚犯的法律也是这样。神是敌人。施蒂纳让亵渎尽可能趋于极端。“圣饼一旦消化,便无作用。”但神是自我分裂的,更正确地说,只是听其自然的自我分裂而已。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等,所有的预言者、哲学家,只是发现了听其自然的我的新分裂方法而已。施蒂纳则把我还原为比较固有的、脆弱的东西,借以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中区别出来。他不能用任何名字称谓。它是唯一者。
耶稣以前的世界史,在施蒂纳看来,只是把现实理想化的长时间努力罢了。在古代人独特的、净化的思想或仪式里显示着这项努力。耶稣以后,目的达到了,于是反过来从事使理想现实化的努力了。继净化而来的具体化的激越豪情,继基督遗志的社会主义扩张其势力,逐渐让世界腐化了。
但世界史只是对存在的唯一原理、活的具体原理、夸耀胜利的原理的长时间攻击罢了。人借助神、国家、社会、人类这一连串抽象的束缚,让这个原理屈服。在施蒂纳看来,博爱是诈骗。崇拜国家与神的无神论哲学,它的本身只是“神的谋叛”罢了。施蒂纳说:“今日的无神论者实际上是满怀虔敬的人们。”整个历史中,只有一种崇拜——永久的崇拜。这种崇拜是虚伪的。只有唯一者是真实的,是永久的敌人,是一切东西的敌人,事实上唯一者是很难侍奉的。
与施蒂纳同时,以反抗为原动力的否定行动遍及一切的肯定,这似乎势所必然。那种行动又充满道德的意识,把神的代用品全部清除。他说:
外在的彼岸虽被一扫而净,但内在的彼岸却成为新的天界。
这些革命者对革命尤为憎恶。要成为革命家,非得信奉什么不可,但又没有可以信奉的东西。
法国的大革命变成反动的了。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可知。
服从人类,等于是侍奉神。再则,所谓友爱只是“社会主义者的星期天的见解”罢了。星期天以外,同胞们成了奴隶。所以,在施蒂纳的眼中,自由便是“我的权力”,真理只是“明星们的利己主义”而已。
在这块沙漠上开着各种花。没有思想欢呼的可怕意味,只要思想与信仰的长夜永在,就不能理解任何一星半点儿的新观念。黑夜即将结束,不是革命的黎明而是叛徒的黎明行将来临。谋叛是禁欲的,它拒绝一切安慰。除非别人的利己主义与自己的利己主义相一致,否则叛徒是不会协调的,他的真正生活在于孤独,会使单独者的存在意志得到十二分的满足。
于是个人主义达到顶点。那必定会否定那些否定个人者的一切,使个人昂扬,赞扬一切侍奉个人的东西。施蒂纳所谓的善是什么呢?是“我所能利用者的东西”。获得正当允许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我所可能做到的事”。反抗又进而成为犯罪的正当化。
施蒂纳不仅试图做此正当化,他的徒众在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中也得到虚假的正当。他们显然陶醉于以自己为出发点的展望中。
也许与圣者断绝关系,换句话说,即破坏圣者会成为普遍的趋向。那不是新的革命行将来临,而是强力傲慢之举,没有尊敬之心,没有羞耻之念,也没有良知自省,雷鸣在地平线上扩大了吗?天已预感到了这些,因而阴沉黑暗,你没有看到吗?
在屋里创造默示录之人的阴惨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这专断残酷的论理。
只有为反抗一切抽象而站起来的自我,只有因被隔离,被斩断了根子因而其本身成为抽象的,不可名状的自我而已。已经没有犯罪,也没有过失了。因此再也没有罪人,我们都是完美无瑕的了。
任何自我,对国家与人民在根本上都是有罪的,所以应该承诺活着便是犯罪。既然不承认死,那么要成为唯一者,便非承认杀人不可。“不亵渎任何东西的你,是赶不上罪人的伟大的。”施蒂纳惴惴不安但断然地说,“不要杀死他们,把他们捧为殉教者。”
但命令杀人者的正当性必须得动员唯一者们来公开宣战。于是杀人成为一种集体自杀。施蒂纳不肯这样说,也许压根儿不知道,但对任何破坏则不畏惧。反抗的精神终于在混沌之中发现了更残忍的满足。“你们(德国国民)行将被埋葬于地下。你们兄弟的国民也行将步你们的后尘。所有的国民都步你们的后尘时,人类便被埋葬了。而在那坟墓上,成为唯一主人的我会为了人类的后继者而大笑。”
于是在世界的废墟上,王者的个人悲哀中的笑装饰了反抗精神的最后胜利。但这个极限唯有死或再生,别的什么都不可能。施蒂纳与一切虚无的反抗者一面陶醉于破坏一面向极限突进。最后发现了沙漠,非得在那里学会生存不可。于是尼采呕心沥血的探求开始了。
尼采与虚无主义
“我们否定神,也否定神的责任,于是世界才能解放。”虚无主义与尼采同时成了预言。但在尼采作品中的预言,除却他倾其全力所憎恶的平庸卑劣的残忍性以外,从他那里再也抽不出什么来了。他的思想虽是一时的,但具有方法性亦即战略性,这是无可置疑的。
自他开始虚无主义才成为有意识的。外科医生与预言家都在未来的机能上思索和施行手术,这一点是共通的。尼采虽然仅是在未来的启示上仔细地思索,但看穿了那个启示不是卑劣,所以不再煽动,而是避开了它,想把它变成再生的形态。他承认虚无主义,并作为临床的事实而予以证明。
他自称是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的先驱。不再因为趣味而是情势使然。他拒绝了时代的遗产是因为他太过伟大了。他诊断的结果,在本身及他人之中认识了信仰的不可能和一切信仰根据的幻灭亦即人生信赖感的幻灭。“人能一面反抗一面活着吗?”但尼采把这句话变成“人会因为信仰而活不下去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以信仰的欠缺作为一种方法,而且把虚无主义追到边缘赶到沙漠,倘若信赖未来,人会在原始的行动中感到痛苦和喜悦。
用方法的否定代替方法的疑惑,他把遮蔽虚无主义的一切东西,把伪装神的死亡的偶像给破坏了。“为了建造新圣堂,就非得毁弃另一个圣堂不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善与恶上想成为创造者的人,据尼采的意思便得先成为破坏者,破坏其他各种价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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