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悲剧的诞生》（5）（3 / 8）

突然间，我们只看到特里斯坦一动不动毫无感觉地躺着，并听见他问：“为什么那熟悉的语调要唤醒我呢？”而以往像是从事物孕育之处发出的沉重叹息，现在只对我们说：“弄干海水吧！”以往我们感到自己在感情的激烈爆发中行将死去而生命有如游丝的地方，现在只有重伤未死的英雄，并且听见他绝望的呼声：“纵使在死亡中也要渴望，不能因渴望而死！”以往这种过度感情和毁灭性痛苦的呼声，会刺痛我们的心，好像它是最大的痛苦，现在，在我们和这个呼声之间，却有着那欣喜的欢呼，转向带来依索尔德的船。

不管可悲之事如何深深地感动我们，然而可悲之事却把我们从“事物的悲惨”中拯救出来，正如神话寓言把我们从广大无边的观念中拯救出来一样，也像观念和语言把我们从不自觉的意志倾泻中救出来一样。就是由于神奇的阿波罗幻象的作用，甚至声响世界也在我们面前塑造形象，似乎它只是一个以最精细和最有表现力的材料所塑成的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的命运问题。

这样，阿波罗精神把我们从狄俄尼索斯的普遍性中解救出来，使我们欢欣地注意个体的形象。我们把同情集中在这些形象上面，因而满足我们追求美的天性。它夸示我们面前生命的形象，并使我们抓住它们观念化的本质。通过形象、概念、伦理学说和同情心的巨大冲突，阿波罗精神把人从他的狄俄尼索斯自我毁灭中扭转过来，并且使他看不到狄俄尼索斯事象的普遍性。似乎他所看到的只是特殊具体的形象，即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并且，似乎音乐只是使他更强烈地看到这个特殊具体的形象。

如果阿波罗的魔力能够在我们心中造出一种幻象，使我们觉得狄俄尼索斯可能有助于阿波罗而且更增强他的效果，什么东西能摆脱这种有益的阿波罗魔力呢？如果阿波罗的魔力能够在我们心中造出一种幻象，使我们觉得音乐根本就是阿波罗表象的工具，什么东西能够摆脱这种有益的阿波罗魔力呢？在完满的戏剧及其音乐之间的预定调和中，戏剧达到了只用纯粹语言来表现的戏剧所不能获得的视域。

当我们看到舞台上有节奏活动的人物与独立活动的有曲调的线条相混而成为一个单纯的运动曲线时，就看到了声音和视觉运动之间最微妙的和谐。因此，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性就可以直接为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而且我们知道，人物和曲调线条的本质同时在这些关系性中表现出来。当音乐使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平常看得更深刻，并把幕布像精巧的结构一样展开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精神化的视觉就看到舞台世界同时从内部无限的扩大和无限的照明。

以文字来表达的诗人试图借助不完全的间接方法，借助语言文字和概念来产生可见的舞台世界的内在延伸及内在启蒙能够给我们提供怎样类似的东西呢？但是，一旦音乐悲剧用上语言文字，它就能够同时表现出语言文字的来源和基础，并从内部解释语言文字的根源。但是强调地说，我所描述的过程只是一个神奇的幻象，这些神奇幻象的结果，把我们从狄俄尼索斯的放纵和奔放中拯救出来。音乐和戏剧是处于对立的关系中，音乐乃宇宙的真正表象，戏剧只是这个表象的反映。

曲调线条和戏剧人物之间的相同相近，和声与人物关系之间的相同相近，适用于与我们观看音乐悲剧时所体验到的东西的相反意义。不论我们如何具体地从内部去感动、鼓舞和照明人物，这些人物仍然只是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没有一条通向实在的真正中心通道。但是音乐就是从那个中心诉诸我们的。虽然无数的现象要成批地通过音乐，然而它们的本性决不仅此而已，只是外部的复制品。如果我们依赖一般的和完全虚假的两个对立物的肉体和心灵来了解音乐或戏剧的话，我们就一无所获。然而这个对比，尽管它粗略，与哲学没多大关系，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家中发展为一种信条。可是在另一方面，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对立，他们从来就一无所知，并且为了某种不明显的理由，也不希望知道什么。

如果我们的分析表明，悲剧中的阿波罗成分已完全压倒了狄俄尼索斯的音乐本质，使后者为它自己的目的效力，为完美地解释戏剧效力，我们必须做相当的保留。在最重要的地方，阿波罗幻象已突破了。这个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戏剧，由于借音乐之助而使所有进行的情节和人物从内部加以照明，所以这种戏剧就获得一种完全超越任何阿波罗技巧范围的效果。在悲剧的最后效果中，狄俄尼索斯成分再度占据优势，它的尾声是阿波罗世界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阿波罗幻象在全剧的进行过程中，显示它本身是被蒙在狄俄尼索斯意义上的帐幕，但是这个幻象是非常强有力的，以致到最后，阿波罗戏剧投入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开始以狄俄尼索斯的智慧来表达自己，因此否定自己及其阿波罗的清晰性。悲剧中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困难关系，可以用这两个神祇之间的亲密结合来加以表现，狄俄尼索斯说着阿波罗的语言，而阿波罗最后也说着狄俄尼索斯的语言。因此，达到悲剧和一般艺术的最高目的。

二十二

现在让读者回想他自己的经验来真实而完全地祈求真正的音乐悲剧加在他身上的效果。我相信我已经用下述的方式描述过那些效果，这种方式现在可以解释他的经验。看到展开在面前的神话，他会记得如何自觉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了，好像他的视力不再限于表面而能穿越这些表面；好像他能够以完全清楚的视觉，借音乐之助而感觉意志的活动、目的的争斗、激情的爆发。虽然自觉到他的视觉和想象本能加强了很多，但仍旧发现阿波罗效果并没有产生无意志静观活动的极乐世界，这种世界是雕刻家和叙事诗人，这些真正的阿波罗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在他心中产生的。他不曾感到阿波罗艺术本质的个体化世界。

他会看到过理想化的舞台世界，却否定这个世界，会看到过面前具有史诗一样明晰和美感的悲剧英雄，却欣喜自身毁灭。会对舞台上的情景做出深刻的反应，但是，他却故意驰向那未曾了解的东西。他会想到那英雄的行动是合理的，但是当这些行动导致他的毁灭时，他却感到一种更大的意气昂扬。他会对即将降临到英雄身上的痛苦感到战栗，却在这些痛苦中看到一种更高的、更强烈的喜悦。

他会比以往看到更多的东西并且看得更深刻，却希望目盲。虽然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似乎把阿波罗的活动提到最高限度，它却想将这种过度的阿波罗力量纳为己用，如果不是狄俄尼索斯魔力，我们怎样去说明这种奇妙的内在矛盾呢？如何说明这种阿波罗矛尖的分裂呢？如果我们要了解悲剧神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是通过阿波罗技巧而使其具体化的狄俄尼索斯智慧。在神话之中，现象世界被推到极点，这里，现象世界否定自身，企图回到原始的实在世界。于是，与依索尔德一样，似乎唱出它形而上学的最后哀鸣：

在快乐的、波涛汹涌的隆隆之声的海中，

在“以太”波的起伏和声响中，

在世界气息摇动的整体中

淹没、沉下

迷失于昏晕之中

最伟大的恩赐！

在我们这样回顾真正敏感的听者的经验时，我们对悲剧艺术家就获得了一种了解。对他如何创造他的人物，他强烈的狄俄尼索斯欲望如何吞没整个现象世界，显示它背后“原始太一”内部高尚的美的喜悦，获得一种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家们，根本没有讨论到这个伟大的回返现象，根本没有讨论到悲剧中这两个神祇的亲密结合或观赏者心中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交替鼓舞。

但是，他们从来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英雄与命运的搏斗，道德秩序的胜利以及通过悲剧的感情涤荡。这种固执使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完全有感于美的价值，是不是像道德家一样，对悲剧没有感应。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亚里士多德在内，都没有借悲剧美的情景及听众的审美活动来分析过悲剧的效果。有些时候，人们告诉我们通过严重的行动事象来解除灾难和恐惧，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又要求我们借高尚原则以及英雄为道德规范而做的牺牲，来使我们变得崇高。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悲剧的效果就在此，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人以及那些向他们解释的人，根本不知道悲剧是一种最高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净化”那种为生理学家所不知道摆在医学或道德现象中的病态的解除，使我想起歌德的奇怪感觉。歌德说：

如果没有一种活泼的病态的兴趣，我就永远不能处理悲剧情景，我会避免它们而不会寻求它们。古代的人觉得动人哀感的最大力量，只是一种审美活动的形式，而我们却觉得需要创作这种作品中的逼真，栩栩如生，这个态度，能不能算是古代人许多美德中的一个美德呢？

我们惊奇地了解到在音乐悲剧的情形下，动人哀感的最大力量，实际上只是一种高尚的审美活动，所以，现在我们以肯定的态度来回答这个深奥的问题。只有用这些方式，才能适当地描述基本的悲剧现象。根据这个看法，凡是继续谈论病态的道德效果的人，可能也会对他的美的感受力感到彻底的失望。对这些人，我们介绍他仿效格尔维努斯的态度去研究莎士比亚并努力探索“劝善惩恶”，以当作一种无害的代替品。

与悲剧同时，审美的观赏者已经再生了，在此以前，他在我们舞台中的地位一直为那个半为道德半为博学的虚饰的奇异补偿物，即被“批评家”所取代。在批评家生活的那个世界内，一切事物都是人为虚构的，只涂上了一层生命的外观。演员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种喜欢吹毛求疵和装模作样的观赏者，并与剧作家或歌剧作家一致，惴惴不安地在枯燥乏味中找寻生命的最后痕迹。

我们这个时代的听众，一直就是这种批评家、学童和学生，甚至最素朴单纯的女性观赏者，都被教育和新闻事业不知不觉地训练出这种反应。面对这种听众，我们这个时代较好的艺术家，就集中力量于激发道德和宗教的反应，而本来应该对听众产生一种强大审美魔力的地方，现在却祈求道德规范作为代替品。不然的话，戏剧家非常明白地表现出当前舞台的某一特质，以使那些观赏者可能忘记他们没有批评能力，而完全陷于军情紧张或面对议坛或罪恶判决之前所能体验到的同样情绪中。

这种对艺术真正目标的歪曲，必然会在许多情形下产生一种对“目的”的崇拜。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当艺术被扰乱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种目的迅速恶化。舞台促进人们形成道德观念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席勒时代，人们重视这个观念，但是现在已被视作过时文明中无用废物的一部分。当批评家在剧院和演奏会方面占有优越地位，当新闻人员在教育以及报纸在社会占有优越地位的时代，艺术就堕落为一种最低级的娱乐，而审美批评则堕落为一种没有好处的、狂乱的、自私自利的以及根本没有创造力的社会团体黏合物，这种情形在叔本华关于豪猪的寓言中，描述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