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开始治疗（1 / 2）

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的第一天，黄彼得就在医学院的走廊里拦住了贾雯雯。

黄彼得是药理系的副教授，华裔，二代移民，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挑剔。他是上周伦理审查会上投反对票的两个人之一。

“雯雯，我听说伦理委员会最终还是批了你们的项目。”黄彼得穿着一件熨得一丝不苟的白大褂，手里端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我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说，不是因为反对你，而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看过太多让自己难堪的例子。”

贾雯雯站住了。

“您说。”

“我父亲也信中医。”黄彼得喝了一口咖啡，“小时候我感冒，他给我喝一种黑乎乎的药汤，苦得要命。后来我学了药理学，才知道那里面就是一些植物煎出来的水，有效成分含量微乎其微。他信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头来不过是些没有被验证过的经验。你现在做的这件事，要小心。不是小心学术规范，是小心你父亲。你让一个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参与到学术研究里来，他可能会说出一些在学术界听起来很荒谬的话。到时候受影响的不是他，是你。”

贾雯雯看着黄彼得的眼睛。

“黄教授，我父亲说的一些话在您听来也许是荒谬的，但他确实把病人治好了。您说的那黑乎乎的药汤，里面的成分也许没有被现代药理学验证过，但我父亲至少给病人带来了解除痛苦的效果。至于您担心的那些荒谬的事，我父亲不是笨蛋。他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

黄彼得的眉头动了一下，端着咖啡走了。

贾雯雯站在原地，发现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心跳没有加速。一年前的她读到中医论文时，也会在批注里打满问号，那些问号和黄彼得今天说的话没太大区别。但她现在能平视他了。

研究项目的第一个受试者招募公告贴出去不到两天，报名人数就满了。

计划招募三十人，实际报名超过六十人。安德森不得不让贾雯雯临时增加一轮电话筛选。

筛选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很多报名者在电话里说，他们是听莉莉、阿米拉或者安德森教授本人说的，一个医学院教授的偏头痛被针灸治好这件事，在学校和周边社区的特定圈子里已经传开了。

贾国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里煮中药。安德森的研究方案里允许对部分受试者配合中药治疗，他提前备了几味常用的药材。

“六十个人报名？”他把火调小，“这要是乱分组，结果就没法看了。”

他放下手里的药壶，走到茶几前翻出病例本，把所有来报名的受试者情况从头梳理了一遍。三十个病人，症状相似，都是偏头痛。但按中医辨证来分，证型完全不同。肝阳上亢的十二个，肝郁化火的八个，气血不足的五个，痰浊上扰的三个，还有两个是肝肾阴虚。

“如果把这三十个人随机分成两组，不管证型，统一扎相同的穴位，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有一部分人效果很好，有一部分人效果一般，还有一部分人没什么效果。最后的统计结论就是，针灸对偏头痛有一定效果，但个体差异很大，证据等级不高。”

贾雯雯在旁边听着，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反对随机分组。不是因为他不理解随机对照试验的逻辑，而是因为他太清楚了，如果证型配穴不对应，结果必然不理想。

“史蒂文斯教授坚持要设常规治疗对照组。”贾雯雯说，“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接受标准化治疗的组作为参照。”

“那就设。”贾国良说，“但是随机分组必须是在同一证型里随机，不能跨证型随机。肝阳上亢的十二个人，随机分到辨证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肝郁化火的也一样。这样既能对照，又不会混证型。”

贾雯雯把父亲的方案用邮件发给史蒂文斯。半小时后，史蒂文斯回了一行字：这个随机方案在统计上完全成立。我撤回此前的随机分组方案。

第一次治疗安排在周一下午。

地点是医学院提供的一间空置诊室。诊室不大，只有一张治疗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贾国良的针盒和一大瓶消毒用的酒精棉球。

第一个受试者是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男性，程序员，偏头痛病史八年。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表情很紧张，眼睛一直盯着桌上那个檀木针盒。

“我从来没有扎过针。”他说，“我太太逼我来的。她说如果我再吃止痛药，胃就要穿孔了。”

贾国良让他坐下，按部就班地诊脉，看舌苔，问症状。他的动作不紧不慢，跟在国内诊所里看病人一模一样。

“你这个不是单纯的肝阳上亢。”贾国良放下手，“你是肝阳夹痰。你平时是不是觉得头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

翻译把话转述过去，程序员瞪大了眼睛。

“对。我一直以为那是颈椎的问题，拍了三次片子都正常。”

“不是颈椎。”贾国良取出针，“痰湿蒙在头上，清阳不升。我今天给你扎一组针，把痰湿往下引。你回去以后，牛奶和奶酪暂时少吃一些。这类东西容易生痰。”

程序员躺在治疗床上，两只手紧紧攥着床单。第一针扎下去的时候，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二针扎完，他的手动了一下。第三针扎下去，他忽然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不是疼，是那种被按到了酸胀点之后本能的反应。留针十五分钟，他安静地躺在那里，呼吸越来越平稳。收针之后他从床上坐起来，第一句话是对着贾雯雯说的。

“我觉得我的头像被人换了。”

贾雯雯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以前我的太阳穴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跳，现在不跳了。好像有人把我头上缠的布一层一层解掉了。”

贾雯雯把这句话记在了观察记录里。她写得尽量客观，不加入任何主观判断，但笔尖停顿处微微用力，在纸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她意识到自己正在用两个标准同时评估这件事：作为一个数据记录者，她不能轻信受试者的自我感觉；但作为翻译，她能听出这句话里的诚意。

下午一共安排了六个受试者。同一个诊室，同样的流程，贾国良一个一个看过来，中间只喝过一次水。他看的病人越多，贾雯雯就越能看出那些看似相同症状下细微但确切的差异。同样是偏头痛，有人疼起来眼眶也胀，有人会犯恶心，有人怕光怕声音，有人疼之前眼前会闪过亮光。贾国良给每个人辨出的证型都不完全一样，选的穴位组合也不完全一样。

全部治疗结束后，贾雯雯核对观察记录，发现六个受试者中有四个表示针刺后头痛有所缓解，程度从“明显改善”到“有感觉但不确认”不等；一个说没变化；还有一个说针扎到一半觉得手臂麻了一下，又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第三天上午，第二个受试者发生了状况。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偏头痛三年，被分在“肝郁化火”一组。贾国良照例给她诊脉、看舌苔，问了几句症状，确认辨证无误，然后开始下针。第一针合谷，正常。第二针太冲，也正常。第三针风池，银针刺入大约半寸的时候，女孩忽然脸色一变。

“晕，头晕。天旋地转的那种晕。”翻译赶紧把话传过来。

贾国良立刻起针。他用右手的拇指按住女孩手腕内侧的内关穴，用力掐下去，同时用左手托住她的后脑勺，让她慢慢平躺到治疗床上。这个动作很快，快到在场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女孩已经躺在床上平稳呼吸了。

“仰卧，抬高双腿。”贾国良吩咐

翻译转述后，工作人员迅速照做。大约三分钟后，女孩晕眩感消失，面部恢复血色，血压监测正常。

“这是晕针。”贾国良说，“针灸常见反应。不太常见，但也不是罕见的事。体位性低血压，迷走神经受牵拉，可能有遗传易感性。她以前没扎过针，第一次扎有点紧张，加上风池穴离脑干和椎动脉很近，针感比较强。换别的病人，同样的操作可能不会有这个反应。”

“不需要上报吗？”

“要上报。”贾国良说，“详细记录在案。”

不良事件报告提交给伦理委员会之后，这个偶然出现的插曲险些变成研究的症结。黄彼得在当周的例会上直接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这次的“晕针事件”恰好说明了非持证人员实施针刺的不可控风险，本次事件中操作者几分钟内就能有效应对，但不能以此证明这种处理在任何情形下都安全。

史蒂文斯教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话。他说研究中出现不良事件是正常的，即使在药物临床试验中也经常发生。关键不是杜绝风险，而是评估风险是否可控。昨天这场针刺反应，操作者在三分钟内完成了识别和处理，全程没有呼叫外部医疗支援。在他的从医经验来看，这恰好说明操作者对针刺可能引发的生理反应有充分的预判和处理能力。

黄彼得没有再说话。

贾雯雯坐在会场最后一排，把整场讨论从头到尾听完了。散会之后她走到黄彼得面前。

“黄教授，您提出的风险警示我会在后续的研究中严格遵循，但我想请便您亲眼来看一次治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