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解答问题（1 / 1）

研究方案交上去的第三天，伦理审查委员会给了回复。

不是批准，是要求修改。安德森把邮件转发给贾雯雯的时候，在正文里加了一句话：他们从来没有审过涉及针灸的研究申请，所以每一项都要问清楚。

贾雯雯把附件打印出来，厚厚一沓，十几页。她坐在沙发上翻了一遍，越翻脸色越难看。

“怎么了？”贾国良问。

“伦理委员会提了七个问题。”贾雯雯用手指逐条划过纸面，“第一条，针刺操作由非持证人员执行是否符合加州医疗法规。第二条，如何确保受试者在充分理解针灸理论的前提下签署知情同意书。第三条，如何排除安慰剂效应，是否设置假针对照组。第四条，中医辨证分型的标准化依据是什么。第五条，研究过程中如果出现针刺不良事件，由谁承担医疗责任。第六条，受试者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第七条，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需要提前确定。”

她把纸放下，看着父亲。

“这些人是真的不懂针灸。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我都没法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

贾国良接过那沓纸，从头翻到尾。他看不懂英文，但能从女儿的语气里感觉到问题的分量。

“假针对照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扎真穴位，随便扎一个地方，或者用那种钝头的假针，只是顶在皮肤上不刺进去。”贾雯雯解释，“这是现代医学临床试验常用的方法，用来排除安慰剂效应。如果真针组的效果和假针组没有显著差异，就说明针灸的效果可能只是心理作用。”

贾国良把纸放下。

“不行。”

“什么不行？”

贾国良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第一，针灸不是药物，药物可以给一片药和一片糖，病人分不出来，但针灸不行，一个从医三十年的人扎的针，和一个实习生随便扎的针，病人一感觉就知道不一样，第二，所谓‘随便扎一个地方’，在中医经络理论里也是有讲究的，你扎到别人的经络上，哪怕不是目标穴位，也可能会产生效果。这样设对照组，最后的结论一定是‘针灸有效但假针也有效’，然后他们就说针灸是安慰剂。”

贾雯雯张了张嘴，发现反驳不了。

她读过好几篇关于针灸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结论正是父亲说的那样：真针有效，假针也有效，两者差异不显著。那些论文她曾经当作“针灸缺乏科学证据”的论据收藏在文件夹里。

“那怎么办？”她问，“你不设假针对照组，伦理委员会那边根本过不了审。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没有对照组的实验设计。”

“谁说没有对照组。”贾国良拿起茶几上的笔，在纸上画了几条线，“你把病人按中医辨证分型分成三组，肝阳上亢一组，肝郁化火一组，还有其它证型的一组。每一组都用对应的穴位配方去治。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分类治疗的效果明显好于随机治疗，那就说明辨证论治是必要的。这不是跟西药的靶向治疗一个道理吗？”

贾雯雯盯着父亲画的那些线，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父亲根本不懂什么叫随机对照试验，不懂什么叫控制变量，不懂什么叫统计显著性。但他用自己的一套逻辑，推出了一个在方法论上说得通的实验设计。这个设计的核心不是“针灸有没有用”，而是“正确的辨证论治是不是针灸起效的关键”。这个问题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难回答。伦理委员会提出的那些问题，他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第一个。

“剩下的六个问题怎么答？”贾雯雯问。

“一个一个答。”贾国良说，“不懂的你去问安德森和史蒂文斯，能答的我来答。”

安德森当天晚上就给贾雯雯回了邮件。

他逐条看了伦理委员会的意见，在邮件里写道：关于安慰剂效应的问题，你父亲提出的方案——用辨证分型作为分层依据，比较精准配穴与非精准配穴的效果差异——在方法论上是成立的。这比假针对照组更有意义。关于中医辨证分型的标准化问题，我建议你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里面的传统医学章节已经有了中医证型的标准编码。你可以把这些编码作为研究中的辨证分类依据。

贾雯雯把这段话翻译给父亲听，贾国良愣了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中医证型编码了？”

“去年的事。”贾雯雯说，“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第一次把传统医学纳入其中。中医的辨证分型有了国际标准编码。”

贾国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你爷爷要是知道这个，不知道会怎么想，他给人看了一辈子病，到最后，他的那套分型方法有了国际编码。”

第二天上午，安德森把修订后的研究方案重新提交给伦理审查委员会。这一次，贾雯雯在方案末尾加了一长段附注。附注的内容是她从父亲的本子上逐条抄录下来的：每一个病例的辨证依据，每一个穴位的选取理由，每一种针法的操作标准。她写得尽量详细，尽量客观，像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者那样去描述父亲的临床判断逻辑。

写完之后她自己读了一遍，发现这些文字和《临床药理学》教材里的描述方式完全不一样。教材里每一个结论都附带着引用文献，每一个数据都标注着p值。而她写的这些东西，引用的是父亲的病例本。

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第二次审查时依然提出了质疑。这次不是七个问题，是两个，但一个比一个关键。

第一，中医辨证分型虽然已经有了国际编码，但分型的一致性如何保证？同一个病人，两个不同的中医会不会给出不同的辨证结论？

第二，针刺操作的手法如何标准化？同一个穴位，不同的施针者会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贾雯雯收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正好在公寓里吃晚饭。她把邮件读出来，贾国良放下筷子。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好什么？”贾雯雯有点急了，“这是最难回答的两个问题，中医辨证分型的一致性研究本身就很少，针刺手法标准化更是从来没有做过。他们这是明知道答案还问。”

“不是。”贾国良说，“他们在问你中医到底是不是一门可以重复验证的学科。如果辨证分型没有任何一致性可言，如果针刺效果完全取决于施针者个人的经验而无法总结出规律，那中医就不能算是科学，只能算是手艺。这个问题，你的导师不是在刁难我，他是在替我验货。”

贾雯雯愣住了。

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在她看来，伦理委员会的质疑是一种防御性的审查，是为了确保研究不对受试者造成伤害。但父亲把这看成了一场考验。

“那你怎么答？”

“辨证分型的一致性，我有一个办法。”贾国良拿起桌上的病例本，“你把我给莉莉、阿米拉和安德森教授三个人写的辨证记录翻译成英文，然后发给三所不同的中医学院，请他们对这三个病例分别做辨证。如果他们的结论和我的基本一致，就说明辨证分型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不用找了，我之前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认识几个同行，他们的学生正好可以用上。至于针刺手法标准化，就得靠录像了。你把我的操作过程录下来，找几个有经验的针灸师，让他们按录像复刻我的手法。然后用一个简单的实验验证，找一组病人，分给不同的针灸师用同样的手法治疗，看效果差异大不大。”

贾雯雯放下筷子，拿出手机开始记录。她发现父亲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被冒犯的感觉。他没有说“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东西不需要你们来验证”，也没有说“我治好了那么多病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用一种极其务实的态度，试图在两种认知体系之间搭桥。

三天后，第三版研究方案获批。

伦理审查委员会在批准函里加了一句备注：本研究的设计方案在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性，尤其是在解决传统医学临床试验中常见的安慰剂效应和手法标准化问题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贾雯雯把这段话翻译给父亲听，贾国良的反应很平淡。

“他们说的创新，是我每天在诊所里做的事情。”他说，“只不过以前没人问过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