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艰难重重(1)（1 / 1）

第一节初露锋芒

自那日一场元宵御宴之后，东京城可谓是要变天了，一方欢喜一方愁，王安石这派，如有神助欢喜异常，王安石的最后一次亮剑，可谓是奠定了他作为改革领袖的地位。至此，对待改革一事，两派的矛盾对立点便从由谁领导转移成了是否会伤及自身利益。不得不说，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抗争，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剧烈，甚至在此时，更多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这其中不乏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毕竟王安石所提出的财政之道，不需要削减他们的收入，而仅仅作为一种增值的手段，既能为天下百姓谋利，又不伤及自身，何乐而不为呢？

经过为期一月的准备，神宗终于对于这场变法有了第一个正式的动作。熙宁二年（1069）二月，皇上任命富弼为宰相，同时，一个全新的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建立，负责人为副相陈升之。

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并未被授以大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改革主导者的地位。谨慎如神宗，明白改革须得循序渐进，饶是他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任意妄为，对待变法一事，表面上还应以稳定为主。所以他一方面以富弼的威望来安抚人心，一方面让王安石躲在幕后，全力支持他组建自己的班底。至此，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苏辙、章惇等人，依次走向历史舞台。

七月，第一项法令均输法出台。均输法的意思很简单，便是增加发运司的权力。发运司是自宋太祖赵匡胤一朝便建立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物资运到京城来。但也存在弊端，地方发运使没有决定运什么的权力，只得执行三司长官的命令，而远在京城的长官因为信息的滞后和与民间的脱节，往往不知道这个时节最好的资源是什么，更不明白每年每地具体收成如何，只是凭借印象大笔一挥，发运使只好领命将货物拉上来。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京城的供需脱节，急需的物资稀缺，积压的货物却还在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奇妙的是，京城并没有因为这种问题民不聊生，反倒愈发繁荣起来，这又涉及了宋朝的商业。

当时东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小贩商家云罗密布，京城物资的短缺成了商人发财的机会。同时，一些规模较大的巨贾之家，为了寻求制度的庇护，勾结高官贵族，更有甚者，和后宫攀上了关系，这就像是一股涌动在繁华表象下的暗流。

这种民间经济的繁荣所造成的巨额财富，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从来都与朝廷无关，只流进官僚商户后宫贵人的口袋。宋朝此前历来国力强盛，倒也不计较，只是到了本朝，今非昔比，国库亏空，日益沉重的岁币加之官僚系统内的腐败，一步步蛀空了大宋朝的基底，致使先帝的葬礼都只得草草而办，可见财政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当今神宗内心又有着自己的大抱负，如何迅速地敛财，成了变法的最初动机。所幸王安石是一个毫无私欲之人，所以他无视这些不成文的灰色规则，无视这个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系统，通过增加发运司的权力，用强硬的国家机器，将这笔巨额的财富从他们手中硬生生抢夺过来。

他任命薛向为长官，用皇帝拨下来的五百万贯内藏钱、三百万石上供米作为启动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这个属于国家的买办机构办得风生水起。这让皇帝很快便尝到了变法的甜头。的确，王安石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如他先前所讲，不加赋而国用足，不仅解决了京城的供需问题，更让国家在买卖之间赚取了差价，同时没有增加官员、百姓的负担，乍看实在是两全之策、完美之计，但事实并未如此顺遂。

八月，王府。

采办物资的家丁刚一进府，管家王贵忙迎上前去，“可买到了？”

家丁无奈，摇了摇头，打开手中漆盒的盖子，不出所料，空空如也。王贵虽有所预料，还是忍不住失望，低声叹道：“这可如何是好，自从七月老爷的新法实施，这城中的商户便不知是得了谁的撺掇，直说老爷是捣毁经济的元凶，竟纷纷拉起阵营，绝不向王家出售任何物资。已经一月了，家中的存粮早已见了底，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话音刚落，便听得身后脚步声响起，回头一看，正是夫人吴氏，忙将漆盒顺手藏到身后，福身问安。他自小便跟着王安石，忠心耿耿，敬佩其心中志向，自知数月来王安石已经心力交瘁，吴氏身体一向不大好，这等小事，本该由他作为管家解决，不应给他们添忧。谁料吴氏何等聪慧之人，接连几日菜蔬上的捉襟见肘她早已察觉，只消找个后院的婆子一问，便知道发生了何种变故。

她作为王安石的唯一正妻，多年来不离不弃，连年在地方奔波，本就不是娇贵妇人。面对这种小挫折，早有应对之计。她深知但凡是大字号的商户，背后都与官家勾结。王安石此举，的确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有逆反心理也是正常，便对王贵说道：“别再执着在这些个大字号的商户，去城郊东直门外的集市上看看，那里的百姓，不会有这么复杂的心思。”

王贵闻言，忙拒绝道：“夫人，万万不可，老爷这样的身份，若是我们王府要到那样的地方采办物资，真是失了身份，岂不是更会被好事之人耻笑。”

吴氏却只是释然一笑：“无碍，谁又不是寻常百姓呢？老爷的性子你最是清楚，何时在意过别人的想法。快去吧，莫要打肿脸充胖子，真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才真真遂了某些人的愿。”

王贵只得应下，当即便遣了家丁再去城门外走一遭，傍晚时分，便拎着满满几盒食材日用回了府。晚膳时分，吴氏望着一桌食蔬，虽不甚精良，倒也新鲜，心便渐渐安定。好在王安石本不是在意这等细节之人，这几日更是一心扑在新法上，吃饭总是草草了事，倒也没有发现这等异常。

翌日，司马光府上，吕诲满面红光走了进来，司马光正卧在榻上细细端详手中的茶饼，见他来，忙坐直了身子招呼道：“吕公来得可巧，我刚得了扬州制茶名家陈家今年的新茶饼，说是茶沫细腻茶汤丝滑，这会子正让人去请天仙阁的三昧手过来呢。”

吕诲闻言，脸上笑意更深，忙道：“如此甚好”，便翩翩入座。他与司马光素来交好，出身相似，又同属一个阵营，特别在如今新法风行的当下，更是愈发亲密起来。

“吕公今日前来，面色红润，可是近来有什么好事发生？”司马光见他喜上眉梢，打趣道。

吕诲满肚子的话，正等着司马光开口问，当下便接道：“好事倒是没有，笑话倒是有一个。”司马光知他前段时间因为新法的推行，手底下几个相熟的铺子进账均锐减，连带着他能抽成的油水也少了，正是郁闷之际，今日这般开心，却是稀奇，便也不打断，由着他说去。

“你可知，今日我家的车夫告诉了我一个怎样的笑话？说是他家婆娘昨日去东市采买，看到几个衣着得体之人疯了一般大肆采购，在这素来是下层百姓聚集的市场上，甚是稀奇。几番打听之下，却是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王安石的府内下人，你说这最得圣上青睐的大红人，何以沦落到这般境地？真真如那商鞅一般，作茧自缚！”吕诲连日因新法的推行暗伤了私利，又无处申冤，只得暗暗忍受着，今日得此消息，正好出了一口恶气，心下大为快活。

司马光得知此事，心中滋味甚是复杂。他对王安石的确没有个人意见，均输法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这一阶层的利益，但说实话，终是为着百姓好的。再者堂堂士族，个个家境显赫，就算少了这些灰色的利益，也并未伤及根本，又何必在这等小事上执拗不放，多费心思，实在有失大家之风。他心下不耻，只得暗讽道：“不过是失了些蝇头小利，也至于你们如此大动干戈，怎么，新法才刚刚开头，你们就坐不住了？”

吕诲闻言，面上讪讪，他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过去的交情，当下便有些尴尬，但这事落在他头上，也实在冤枉。他吕诲虽看不惯王安石的做法，但也终是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绝不会浪费时间捏着这点小事动歪脑筋，忙解释道：“我自然不会在这事上失了自己的格调，只是那些整日坐吃山空的子弟，早早就坐不住了。他们一向目光短浅，只管认着眼前的利益不放，这些时日正铆足了劲想要将他打压下去呢。”

其实在司马光所在的阶层中，虽然目前因为共同的利益和立场站在同一个阵营，里面却还是有派别的，司马光、吕诲等人，自是不屑与那些忝居官位的呆瓜同流合污，当下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这时点茶圣手正好来了，司马光问候几句忙让他将茶饼拿下去打出茶汤来。不消一会儿，两碗碧绿的茶汤浮着洁白的沫，被装在黝黑的建窑瓷盏中端上桌来，一时间，芳香四溢，司马光、吕诲忙低头饮去，竟深深陶醉其中久久没有讲话。

过了一会儿，吕诲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来，掏出一方锦帕将黏在胡须上的茶沫擦净，颇为不屑道：“虽说现如今的均输法并未伤及我们的根本利益，但那伙子南蛮的泥腿子，却不得不防。”言语中皆是对南人新秀的敌意。自古北方门阀士族，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处处占据了先机，渐渐成为一支地域贵族，有很久的传统，而南方，多被认为是教化不开的蛮夷之地。虽说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南人中举当官，但终不是官场的主流，就算在京，也只能算是局外人般的存在，从不能与北方臣子相提并论。可如今由于王安石的关系，好一批早年多被排挤的南人官员便渐渐抱团，想要搭着改革变法的快车翻身，这让生性高贵的北人臣子感到不快。他们骨子中的优越感不允许这帮人一朝得志，更不允许他们越过自己去，所以对他们，更是加了劲打压。加之新法的实行，让一大部分官员颇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想当初他王安石信誓旦旦许诺，绝不动摇大家的利益，转过身去，却挑着他们私底下的灰色交易开刀。这让变法初期很多支持王安石的人有一种深深的背叛感，对待新法也渐渐失了理智，加上了报复的色彩。

司马光闻言，眉头也是一皱，他虽欣赏王安石，却对南人没什么好印象，这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骄傲。而如今借由王安石的关系，最为活跃的吕惠卿，在他眼里，更是小人般的存在，每每看到吕惠卿和王安石形影不离的时候，心底总会冒出一丝酸意。他越是珍惜和王安石之间的情谊，便越是觉得吕惠卿这等奸佞小人，定是在王安石耳边灌了什么坏水，当下也恨恨附和道：“不过是小人得志，终不能成大器。”两人又交谈几句，便散去了。

均输法推行之后，不仅民间对新法的反对暗流涌动，朝堂之上，也不乏有认不清形势的好事之徒执意要在皇帝一腔热血大肆改革的关口，跳出来弹劾打击一番，结果不过是触了皇帝的霉头，被打发了去。

司马光等人最是知道如何拿捏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眼下若是贸然站出去持反对意见，只会平添皇帝的反感，再者新法并未对他们造成什么实质影响，便也乐得观望。均输法推行了两个月，虽遇到一些阻碍，但圣意坚定，很快便有所成效。王安石知道变法之初，最是急不得，他需要稳步前进，借着皇上打压反对派的势头，只有把均输法推广到全国，才能慢慢地改变众人百年下来顽固的旧念头，为日后颁布的法令打下基础。

可以说，变法的第一场战役，改革派胜利了，王安石藏在神宗身后，显露出一丝锋芒，这为他日后成为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宰相，开了一个好头。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项法令——青苗法。

第二节青苗法兴

青苗法，若要解释它，需得和一项盛行于隋唐两代的法令“常平仓法”联系起来。常平仓法，实则是政府的公益，百分百为民造福，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灾年时，国家再出面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百姓。但宋朝的腐败已经浸淫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些唯利是图的官员，无视百姓疾苦，借着手上的特权，私吞粮食不说，更有甚者，和奸商勾结，囤货抬价，发国难财。百姓没了粮食，只得饥饿度日，到了开春，更是没有播种的种子，只得去借高利贷。借时容易还时难，卖儿卖女的惨剧时有发生，长此以往，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却越来越穷，最终沦为佃户、奴隶，从此再无翻身之日。而富户们，则通常依仗背后的关系，买得一官半职，混入士大夫的队伍，大肆享受特权以躲避赋税、纳粮和服役。

这是一条庞大的交易线，一端牵着地方的富户地主，一端牵着中央的权贵士族，通过剥削百姓，两相得利。王安石和久居京城的人们不同，早年在地方的游历和任官，让他切身体会过民间疾苦，他深刻知道百姓是处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对待这样利用特权欺压弱小的行为，他向来十分厌恨。所以在他为官的二十余载，他没有一天不在思考，最后得出了一套法令系统，便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实质，同样与钱挂钩，但这次朝廷不再另出本钱，而是将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从贪官手上收回来，捏在朝廷手里，作为生财的本金。具体做法便是将粮食兑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贷给困难的农民。当然，不同于常平仓法的公益性质，青苗法并不白贷，等着两季庄稼收成之后，要加两成的利钱归还，实际一年的利息是百分之四十。

这时高尚的人就要跳出来振臂呐喊了：“王安石你这厮，压根是强盗！如此高的利息哪是救民，这明明是逼死百姓了。”所以在青苗法推行之前，作为变法班子中的一员，苏辙便义正严辞地反对，直言利息太高，百姓必定有借无还，天下必定大乱。且常平仓法尽善尽美，只是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只要加强吏治，就可以有理想的效果。王安石虽固执己见，但绝不是不听取他人意见之人，且青苗法不比早前的均输法，涉及大宋朝的根本——农业，绝不可以轻举妄动，所以在苏辙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他也觉得颇有道理，此后一个月，对于青苗法绝口不提。但不提不代表他不想，就在苏辙洋洋得意自觉自己用一种无比高尚的姿态蔑视了王安石之时，他却不知道，在官场混迹不满一年的他，此时是多么幼稚。

这一个月来，王安石多次进宫面圣，他与神宗之间就青苗法的目的、措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分析。常平仓法的确好，却不合时宜，国家连先帝的葬礼都没钱置办了，又从何处生出些闲钱来救济百姓？再者，四成的利息看似高昂，实则却还是大大低于民间私贷，最为重要的也是王安石和神宗最默契的那一点，他们接下来要干的这件大事，需要大量财力支持，这就意味着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赚钱。在赚钱的同时，还要尽可能予民福利，把自宋朝开国便盛行的兼并之风刹住，将这些贪官恶民的不义之财扼杀。多日的对谈让王安石和神宗之间对于青苗法的看法，又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但在这个变法的初级阶段，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形势的走向，尤其对于这个二十多岁的皇帝来说，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深深的自卑。仁宗无子，晚年被臣子们逼得没办法，才过继了英宗过来立了太子，这才有了今日的皇位，虽说也是理所当然，但终究不是嫡系正统，这样的标签扣在他身上，让他经常午夜梦回，心惊不已。所以对着当今太皇太后曹氏，与其说是敬重，倒不如说是敬畏。所幸曹后慈爱，平日里待他也不苛刻，但身居高位之人，总是害怕哪天会骤然跌下，尤其在他初尝了权力的滋味后，更是惶惶不安，所以急切想要做出点成就来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