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九章民国17（1 / 1）

李茨今天不打算再接活了。拉着空车走在回小院的路上，心里有东西在翻腾，沉甸甸的，又烧得慌。

她得想一想，再想一想。

这个世道满目疮痍，总要有人做点什么？做什么呢？

她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没完全搞清楚的游魂，一个靠着十根来路不正的金条和一辆租来的破车在底层挣扎的“李四”，能做什么？

周末晚上她依约去了铃铛阁附近那间旧祠堂。

台上讲课的是个戴着眼镜的男学生，他正讲着“国家”、“民族”、“压迫”和“出路”。

李茨坐在最后一排的阴影里，安静地听着。

这些东西对她而言理解起来毫不费力，仿佛她本该懂得这些。

她看着台上年轻人因激动而发亮的脸，看着下面那些原本麻木的脸上渐渐浮现的困惑。

课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忙收拾，和那个叫陈禹的眼镜学生还有苏明真，多聊了几句。

几天后，凭着苏明真的担保和陈禹的帮忙，李茨弄到了一份临时的旁听证。

于是南开大学的校园里多出一个在教室最后排角落安静听讲的旁听生。

她听到了更多。

在挤满人的礼堂，她听激进的教授痛斥政府软弱，呼唤铁与血的抗争；听学生争论“实业救国”与“革命救国”孰先孰后；听《共产党宣言》的片段，那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句。

她到底能做什么？

夜里，躺在床上，她望着黢黑的房梁，问：“欢欢，你说，我到底能做什么？像他们一样，去演讲？去发传单？去组织罢工？”

欢欢半是玩笑半是试探的语气说：“要不你去当土匪？我看话本里都这么写，乱世出豪杰。你现在也有点本钱，拉几个人，找个山头，占山为王！然后慢慢壮大，南征北战，说不定还能统一天下？”

“我信了你个邪，如果军阀能解决的问题，就不会民不聊生到现在这个地步了。”李茨道：“就算我没有记忆，我也知道你这个说法不靠谱。”

一个人是扛不起整个时代的，她不可能在内平军阀，外拒侵略的情况下，还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建立起欣欣向荣的国家。

那也太小看那些在街上喊口号的学生，办各种报纸的有志青年，那些为国四处奔走的人民了，她比他们强的只是知道他们最终会赢。

而那些人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积极的为了救国尝试各种不同的道路。

“那……那你说你能干点什么？”欢欢有点委屈。

李茨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冷静，“你说未来会有人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一条新路，对吗？”

“嗯。不用百年我们就成了谁也不敢小瞧的泱泱大国。”欢欢的语气与有荣焉。

“那就对了。”李茨轻轻舒了口气，“那就说明，这条路，不是靠一个人、一场突变能走出来的。我拉了半年多的车，看到了什么？”

租界医院门口，穿着白大褂的西医在发味道刺鼻的消毒水，大声宣讲“细菌”、“卫生”；

不远处的街口，道士披着法衣，摇着铃铛，烟雾缭绕地设坛作法，号称能“驱赶瘟神”。

对于老百姓来说，那是两边都试试。

这边的李茨拉着一个富太太去寺庙拜佛，那边的学生在说科学救国。

为什么军阀救不了中国？

她这半年的所见所闻，加上在南开听到的、想到的，渐渐拼凑出一个模糊的答案：外强入侵，民智未开，工业基础完全没有，软硬实力都跟不上。

这就像一场漫长而痛苦的难产，没有捷径，只能靠时间，靠无数人的血、泪、命去填，靠这片土地足够大、人足够多，去和侵略者、和落后、和贫困，打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持久战，硬拖出一线生机。

这个民族正在经历巨变，不破不立。

单凭几个英雄，撑不起一个民族的复兴。

李茨参加了好几次他们的进步青年聚会。看着一群少年抛头颅洒热血，觉得自己的血液也沸腾起来。

这个时期既有希望又太绝望，有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有志之士，也有无数伪日军和汉奸，也有无数麻木不仁、只求自保的看客。

个人能拯救一时的局面，拯救不了向列强跪拜的灵魂。

李茨想，她能改变什么？好像什么都改变不了。又害怕什么都改变不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或者说，命运惯会开些恶劣的玩笑。在快到夏天李茨刚好不想再拉黄包车要去换一份工的时候，李小草有了信。

李小草被卖的时候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刚好茶馆里一个姐姐看她可怜，就要了她。

于是没有直接被卖到低等的窑子里。

而是直接在茶馆里打杂，她相貌一般，也不识字，自然也用不着接客，就给各位姐姐打下手。

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大家都是可怜人，也没有人特意去为难她，偶尔被骂几句不痛不痒。

她在家里要被奶奶骂还会被李仁义打。至少在这里不用干重体力活，偶尔还能吃顿好的。

她就没有再想着要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