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2 / 3）

柳安和说：“那些窑洞大得很。我原来想着一只窑就够了，你提醒了我，多抹新一只。”

两人说了好长时间的话，直到母亲找他吃饭，杨龙章才回家去了。

地震之后，县政府安排杨龙章负责灾后重建和救灾物资管理和分配这一系列的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到农村各处走走。而这一走，使得原本就熟悉农村的他对农村现状更加了解。而了解到的情况，使他对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反思。

走访了些住着小康屋的农民，进去之后，他发现外表看起来很气派的小康屋里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放着几件旧家具，要么里面装着粮食，和华丽的外表很不协调。杨龙章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许多孩子过年穿着新外套，但里面的衣服却烂得跟布条一样。穿着母亲做的新棉鞋，里面的脚却又红又肿，而且垢甲一层，袜子也没有。即使有，也满是窟窿，只有外面的一圈是好的。如今住在小康屋里面的农民，又何尝不是自己那会儿的情景呢？光鲜的外表下面，是遮不住的凄惶。这难道就是自己这些年来所努力的结果？这就是自己从乡长一直到镇长，到镇党委书记再到副县长的工作成绩？每当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心中不安起来。

回到县上，他不由自主地思索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他明显感到，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摆脱贫困。飞速发展的社会，使许多人更有压力。好些人虽然栽了果树，但由于人懒惰，管理不到位，投资不到位，苹果品质上不去，也没有创出品牌来，吸引不来外地客商，所以价钱很低。这一切原因，并没有使农民真正挣到多少钱。好不容易攒了些钱，稍喘一口气，而小康屋的修建，又使他们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所幸的是农村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负担还算轻了些。但高中以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也不少，对于土中刨食的他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而不断上涨的物价，快节奏的生活，使得部分人难以跟上这个时代。

而且他还发现，农村中的人口急剧减少，许多人家常年锁着大门，家中人都外出打工。或男人打工，女人到镇上租房供孩子上学。这些人像候鸟一样，到冬天或放寒假才回来。原来村庄里有不少人，如今只剩下孤寡老人和留守在家的女人和孩子，村子里显得冷清和寂寞。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农村有大量的旧庄基和老庄基，基本没有啥用处，但是都没有改造复耕，四周长着荒草和杂木，他觉得这是对资源的浪费。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他归纳了一下，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旧庄基改造复耕的问题。

回到家里，谢瑞丽说：“我的工作调动成功了，下周一我到市工行上班。”

杨龙章没有吭声。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很少说话，而且一直分居着。家里也经常不生火做饭，渴了只是用电热水器烧一壶开水。

“我说话哩，你听到没有？”谢瑞丽的声音变大了。

“调市里你就去吧，房子啥都合适着。”杨龙章一边看着手中的书，一边说。

谢瑞丽白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卧室。

星期六不上班，一大早，谢瑞丽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主要是衣服，收拾了几大包。好些东西她已经陆续带到市里的新居。东西在客厅放了一整天，谢瑞丽穿着高跟鞋，在这些东西间如同困兽一般来回走着，仿佛随时就要出门似的。杨龙章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觉得心里烦，便进了自己休息的卧室去了。

星期天早上，谢瑞丽提起东西到了门口，临出门了又放下，对坐在沙发上喝茶的杨龙章说：“你也不送我一下？我就要走了。”

杨龙章说：“东西又不多，你自己能带得了，送啥？”

谢瑞丽看了他一眼，便提着东西出了门。晚上杨龙章正看《探索发现》，谢瑞丽打来了电话。杨龙章接了，却听不到那边说话，他便说：“不说话打啥电话嘛。”这时谢瑞丽说话了：“我看咱们这婚姻也到头了。明天，不，后天星期二我回灵川来，咱俩离婚吧。我知道你烦我，连我送也不送，与其保持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倒不如各活各的，还自在些。”

杨龙章没有说话。

谢瑞丽听不到杨龙章的声音，便问：“你听到了吗？”

杨龙章说：“听到了。”

谢瑞丽说：“听到了咋不吭气？不管咋样你总有个态度嘛。”声音很大，有些愤愤然的。

杨龙章说：“怎样办都行，离不离都行，你说了算。”

谢瑞丽说：“你整天不冷不热的，见我比见旁人还冷漠，这样的关系叫啥？是夫妻关系吗？我知道你心中装着别人，我给你把地方让开……”

杨龙章没有再说话，便挂了电话。

星期二中午，两人便到民政局离了婚。工作人员看到杨县长协议离婚，特事特办，一会儿便办了手续。谢瑞丽坐最后一班发往市里的车走了。

很快又到了周末，杨龙章特意回了一趟杨柳，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回家，而是来到了王家山。这里的山其实是沟。当他沿着青草遍地的山路向下走去时，看到通向山下的电线。从电话上得知，柳安和已经搬到这里居住。

山路的两边是荒洼，荒洼长满青草，还有许多无名的小花。走了约三四里的山间小路，便到了一个敞开的院子。农历七月的时节，天气还很炎热。院子里的杂草已有被铲过的痕迹，开拓出一片空地来。空地正中是一个巨大的石碾盘，碾盘旁边放着两个竖起来的碌碡，上面已被清洗干净。崖面上也被简单的斩齐，原来衰败破落的迹象已荡然无存。正在端详这旧貌换新颜的地方，柳安和从里面出来了，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并且笑着说：“龙章，你看咋样？我收拾得还算整齐吧？我把崖面的虚土挖掉，斩齐崖面，给旧窑洞抹上了一层泥，你进来看，咋样？”

柳安和领着杨龙章进了窑洞，眼前的景象让他惊讶，窑洞内粉刷得很白，似乎白得有些耀眼。刚进门右手临窗是一个土炕，上面铺着被褥。里面有一张书桌，上面有展开的纸张，纸张上墨迹未干。书桌往里面的地上是摞在一起的几袋粮食。看到这一切，杨龙章有些兴奋。他说：“果然跟你以前描述的一样，蛮不错的。”

两人来到左面的一个小窑，里面临窗是一个锅台，旁边有一个案柜，一看就知道是做饭的地方，而且柴火在门外和窑后都储存了不少。柳安和又领他来到大窑的右边，这也是和大窑面积差不多的一只窑，进门右手依旧是一个土炕，炕面上有些细细的柴火，他知道这是用来吸炕面潮气的。窑里也有一张旧桌子，整个窑洞依旧被刷的很白，而且白得有些耀眼。看到这只空着的窑洞，杨龙章说：“这只窑洞给我吧，我来之后咱俩住这里。”

柳安和说：“这怎么行？你有你的事业，而且你有你的家庭。我孤身一人，在哪住都一样，而你就不同了。”

杨龙章便向他详细介绍了儿子在监狱，妻子已经和自己离婚，自己对仕途不是很在意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不好说出口，那就是刘莹。他突然觉得，这也许是内心深处向她表示忏悔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谈完家庭和工作上的不如意之后，杨龙章说：“还有一个是身体原因。由于陷身公共事务中，经常有应酬，每天大鱼大肉，再加之生活条件好了，这几年我已经得了好几种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刚吃了几顿清淡的饭菜，一个应酬，又把几天的努力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对应酬感到很厌烦。记得钱锺书说过这样的话：‘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钱钟书虽然说的是给他做寿，但如今官场又何尝不是这样？我真的很厌烦。”

“的确，以前常见有些村干部整天喝得酩酊大醉，我常想，这又是何必呢？酒再好是喝不完的，而身体只有一个。喝坏了身体，是找不回来的，甚至花钱也买不到一个好身体。”柳安和也深有感触地说。

两人一起顺着荒草丛生的旧路朝前走，一边谈论着。来到前面的转弯处，杨龙章说：“这地方我小时候也来过，还不算太陌生。我突然有个新想法：咱们把场院那片大些的地种粮食，够咱俩吃就行。每年多种些玉米，谷子，荞麦等杂粮。在下面的那地里培育树苗，育上洋槐树，种到沟渠里和地形不好的洼地。再育点核桃树苗，栽种到平整点的地里。几年之后，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在树下养鸡，养猪。这里的山场这么大，恐怕有上千亩吧。”

柳安和说：“有上千亩。那年退耕还林算面积，这山头没有列进去。列进去的好些山头到现在没长出树来，倒是有不少人借这个骗了国家的不少钱，富了自己的腰包。这山上的树刚包产到户那几年被人开始偷着伐，好些人家房上的木料是从这里偷伐的。有些人不但自家用，还卖钱。柳安仁那会领社员在这里的心血白费了。”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一部分。有些地方有权的，给自己或亲戚朋友名下报几千亩退耕还林面积，也不栽多少树，冒领了国家不少钱。”杨龙章说着有些愤恨起来。

“你的主意不错，咱也不要国家补贴，自自在在地栽些树，把荒山变成树林就行了。过上一种真真实实的田园生活。”柳安和说。

“那只窑洞给我留下，我再买些书，咱俩住在这里，花五六年的工夫，把这山头变个样。”杨龙章说。

两人回到院子，看到时间已近下午，柳安和便开始做饭，杨龙章给他打下手。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便吃上了面片。

这是杨龙章第一次在这里吃饭，也是柳安和开灶近一月时间招待的第一个客人。柳安和说：“现在没有菜，我在水泉边种的萝卜已有手指粗细了，一个月后，就可以吃了。”

杨龙章说：“没有菜也行，慢慢习惯就好了。明年可以多种些菜，像洋芋、葱、蒜苗、芹菜之类的。”

柳安和说：“下边离泉水不远的地方，我已经平整出几块共一亩左右的菜地。每天可以挑水去浇，菜长得很快哩。”

下午，杨龙章回到了县城，他在仔细思索着自己的去留。他想起他们吃过下午饭到泉边去浇萝卜和白菜地时，柳安和对他背诵陶渊明文章的情景：“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晚上，杨龙章彻夜未眠，他反复思索自己走过的四十余年生活之路。他觉得归田独居是自己最理想的去处。儿子的入狱使他颜面扫地。他时常觉得一个儿子都没有教育好，还有何面目立于人前指手画脚呢？但有时候又想，人的后天教育固然重要，但天性似乎更重要。回想杨勇自小时候的种种劣迹，自己曾多次教育过，但他没有丝毫的悔改，而且最终将自己送进监狱里面。他想起早年看到毕淑敏的一篇小说《变形金刚》。仿佛毕淑敏在小说中也说，她不过分的期望儿子能成为都市白领，能做个普通的蓝领就行了。杨龙章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谁曾料到，儿子竟然连普通蓝领都做不成，犯罪入狱了。他反复觉得，儿子的盗窃入狱，也许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他更觉得，自己离开领导岗位，也许儿子出狱后那种优越感会消失，看到父亲已成农民，无法袒护自己，也许会踏踏实实地从头开始生活。如果能达到这种目的，他的辞官归田也许就很值得了。

他想到自己二十多年的婚姻。这些年来，两人聚少离多，关系冷漠。而这一切，似乎和谢瑞丽的强势不无关系。时间久了，他对她失去了激情和冲动。两人没有了夫妻间的甜蜜和幸福，剩下的只有简单的以这套房子为联系的所谓的家。而儿子入狱，妻子的调离都使两人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更为可悲的是艾滋事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中心血站的电脑上化验结果有一次艾滋是阳性，这也能让人理解，那是化验结果有误。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心血站的电脑上并没有他化验的艾滋阳性记录。既然两次都是阴性，那么这阳性之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那人说的是那样肯定，并且问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冥冥中上帝在捉弄自己吗？令他奇怪的是几天后他便开始腹泻。就在拿到第二份化验单之后他还急急地去了一趟厕所，但在一天后却莫名其妙地好了，这令他不解。后来有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由于心理紧张引起的内分泌失调排泄紊乱。后来多亏叔父的来到和哥哥作陪去医院检查。如果不是这么一查，也许他还一直埋在那片阴影里，也许一冲动会马上自杀呢。虽然是次误会，但带给自己和谢瑞丽的创伤能愈合吗？心理的阴影或多或少会永远地留在记忆中。市中心血站的站长竟然还振振有词，似乎他们一点责任和过失也没有。他曾恨恨地想：如果自己得到艾滋病，在死亡前，一定要传染给他这样的人。但又想这是不可能的了，经过这次误会，他会更加珍惜生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虽然是堂兄弟，但是那种时候，却驾车陪自己去医院做检查，难道他不怕被传染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对艾滋病一定是恐慌的。如果是自己，听到某人是艾滋病，自己会毫无顾忌的和他一起去外地，并且吃住都在一起，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觉得很难回答。而且在这之后不久，他从网站上看到好几处医院的手术中，医生得知病人有艾滋病，竟吓得弃病人在手术台上而逃走。和这些医生相比，哥哥承担了多大的心理负担？为此，他常常在心底感念这唯一的堂哥。

他又一次想到这位未曾谋面却给自己带来严重伤害的血站工作人员。那天通话之后，便把他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中，想去找他，但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无论怎样，都会使自己受到的伤害更大。别人知道了，也许会以为我杨龙章真的有艾滋病呢。

原来他曾想，两口子在同一个县城工作，关系也许会慢慢好起来，但艾滋事件使他们的关系犹如雪上加霜。他知道，他们之间的创伤是无法愈合了。

而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刘莹。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如果不是意外，自己真有艾滋病，也许会传染给她。这样一来，自己的良心这辈子都不会安宁的。即使是误会，也给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曾在一次出差到皇甫时去找她，想当面向她道歉，但文化站的老李说，刘莹在有天晚上突然向他交了房子，并叫来一辆三轮车拉完了自己的全部东西回家了。后来他还打听了，别人说她回家第二天就出门去打工了，也不知去了哪里。她的手机号也停机了，无法联系。这一切，让杨龙章更加不安。一年多来，自己没有给她带来一点儿好处，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最后使得她连家里也呆不成，这难道不是罪过吗？

他又一次审视自己和刘莹的关系，如果和谢瑞丽离婚之后去找刘莹，自己的名声肯定会一落千丈。而且不知道她愿不愿意跟自己这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即使愿意，两人会幸福吗？自己也有不少缺点。一旦进入柴米油盐的夫妻生活，矛盾肯定会有不少，自己会一如既往地呵护她吗？而且儿子一旦出狱回家，会接受她吗？会同意父亲和母亲离婚之后又娶一个二十出头比自己大几岁的后妈吗？肯定又有一系列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