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话：学徒】（1 / 2）

【第23话：学徒】

1983年，春节刚过，吴渭满了18岁。

年味还没完全消散，雪还积在屋檐下，吴渭就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帆布包，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绿皮火车票，踏上了陕西老家前往柳镇的火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生他养他的黄土坡，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火车是慢车，从陕西一路晃过来，晃了一天一夜。硬座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编织袋和行李卷，空气里混着汗味、铁锈味和煤烟味。

吴渭靠窗坐着，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变化——绿色的田野变成了灰黄色的戈壁，灰黄色的戈壁变成了白茫茫的雪原。

他的帆布包里，塞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包干馍、一张皱巴巴的地址条。地址条上写着：“新疆柳镇铁路机务段，孙允珩收。”字是妈妈写的，歪歪扭扭的，写错了又涂掉，在边上重写了一遍。

黄昏时分，货车缓缓停靠在柳镇火车站。

吴渭一步步走下火车踏板，一股凛冽的寒风瞬间裹住了他，比老家的风更干、更利，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冻得他鼻尖发红，双手僵硬，连呼吸都带着寒气。他停下脚步，搓了搓冻得发麻的手。

站台上没有几个人，一个穿铁路制服的老头在扫雪，扫帚刮过水泥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柳镇火车站是老式的青砖建筑，屋顶铺着灰黑色的瓦片，边缘挂着未化的冰棱，一串串、透亮的，在昏黄的夕阳下泛着冷光。站台边的电线杆光秃秃的，电线在寒风中轻轻摇晃，发出呜呜的声响。

吴渭站了一会儿，脚底已经冻得发麻。他把帆布袋换到另一只手上，朝出站口走去。

出站口站着一个人。

五十来岁，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铁路制服，帽子端端正正地戴着。脸被风吹得粗糙，颧骨上冻出两坨红，眼睛很有神，透出清冷的寒光，身上带着淡淡的机油味。

吴渭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

“吴渭？渭娃？”中年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是我，您是孙叔？”吴渭连忙开口，声音有些拘谨。

“我就是孙允珩，你爸的老战友。”他把包夹到腋下，伸出手，拍了拍吴渭的肩膀。那手掌很厚，很有力。

“走吧，”孙允珩说，“先带你去宿舍。”

他转身往前走，步子很大，吴渭跟在他身后，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出了站台，是一条土路，路面上结了冰，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路两边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灰扑扑的，屋顶上覆着雪。远处有几栋楼房，也是灰扑扑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再远处，是白茫茫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

这就是柳镇啊，吴渭心想。

吴渭后来回忆这一天的时候，记住的不是冷，而是空旷。

天大地大、人很少也很小，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却又无人听见的空旷。

“冷吧？”孙允珩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

“还行。”吴渭说，牙齿已经开始打颤。

孙允珩笑了一声，笑声在冷空气里结成一团白色的雾气。

“习惯了就好，柳镇的冬天，就这样。”

单身宿舍在机务段的后面，一栋三层的红砖楼。楼前有一排白杨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把把倒插在地上的扫帚。孙允珩带着吴渭上了三楼，走到走廊尽头，推开一扇门。

房间不大，七八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刷着白灰，下面是果绿色的墙裙。窗户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霜，暖气片靠着墙，热烘烘的，发出咝咝的热气。

“你先住这儿，”孙允珩说，“缸子和饭盒我给你准备好了，被褥一会儿我让人送来。食堂在楼下，开饭时间是早上8点、中午1点、下午7点。别去晚了，晚了就没菜了。”

吴渭看到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印着铁路机务段的标志和“安全生产100天”的字样，还有一个方形的铝饭盒。

“嗯，”吴渭点了点头，他很想说一句谢谢，但又不好意思。

“你爸的事，我听说了。”孙允珩的语气比刚才轻了一些，“朝鲜战场上，我俩就是战友。他走了，我有责任照顾你。但你记住，到了这里，没人给你特殊待遇。该干的活要干，该学的本事要学。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吴渭认真地点了点头，他突然发现孙允珩的一只眼睛有些奇怪，似乎比另一只更清澈，也更迟缓。但他不敢盯着看，迅速收回了目光。

孙允珩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转身要走，忽然又停下来，回过身。

“火车司机这个活，不容易。”孙允珩说，“从学徒开始，到成为正式司机，最快也要五年。慢的话，七八年，十来年，都不一定。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耐心，熬不熬得住。你行吗？”

吴渭擡起头，看着孙允珩的眼睛。

“我行。”他说。

孙允珩看了他几秒钟，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梯口。

吴渭关上门，把帆布包放在床上，在床边坐下来。暖气片烤的他后背热乎乎的，他对着窗玻璃呵了一口气，上面的霜开始融化，化成水珠往下淌。透过那一条被水珠划开的缝隙，他看到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他想起爸爸。他爸是上吊死的。

他爸死的时候，吴渭才九岁。那天他从学校回来，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有人哭，有人叹气。他挤进去，看到他妈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他爸的一只鞋，哭得背过气去。

那天被批斗回来，他爸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反革命分子”。他爸把木牌放在桌上，把自己洗干净，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后院的老槐树上。

他爸死了以后，他妈带着他和妹妹改嫁。继父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对他不算好也不算坏。但那个年代，每家每户的日子都过的紧巴，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

吴渭慢慢大了，个子高了，饭量也大了，继父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他妈夹在中间，两头为难。后来她跟吴渭说：“你爸的老战友在新疆，你去投奔他吧。不是妈不要你，是……”

她没说完，就哭了。

吴渭没有哭。

他的东西很少，很快就收拾好了。临走的时候，他妹在门口站着，手里拿着一块馍，递给他。他把馍揣进口袋，摸了摸妹妹的头，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