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话:漫长的告别】（1 / 2）

【第62话:漫长的告别】

我决定不告诉她。

这个决定不是在某一刻做出的，而是在姥姥说完那句话之后，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土里，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扎下了根。

那天晚上，我像小时候一样，和姥姥睡着一张床上。

这个我住过18年的家已经搬空了，客厅里的沙发没了，茶几没了，电视机没了。墙上的白灰脱落了几块，窗户上还贴着姥姥去年剪的窗花。那些挂过相框的痕迹还在，钉子拔掉了，留下几个小洞，像几颗黑色的痣。

墙角的地面上有一堆碎纸屑，是收拾东西的时候扫在一起的，还没来得及倒。那台蝴蝶牌缝纫机蒙着白布，放在客厅的角落里面。姥姥说，缝纫机必须带走，别的可以不要，缝纫机一定要带走。

夜很深了，我还睁着眼睛。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天花板上那条裂缝上，把它照得像一条银白色的、干涸的河流。

我想起小时候，小舅舅抱着我，指着天花板说：“你看，那是银河。”

现在，银河还在。他不在了。

我突然又想起，小时候去孙爷爷家玩，

他有时候会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相册，指着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给我看。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火车头前面，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铁路制服，帽子端端正正地戴着，抿着嘴角。

我问他，“这是谁？”

他没有回答，摸了摸我的头，说：“走，爷爷带你喂鸽子去。”

我现在想起来了，照片里那个人就是吴渭。

年轻时的吴渭，站在火车头前面，穿着铁路制服，眼睛炯炯有神。那时他还相信自己能当上火车司机，能开着车去南方，跟小舅舅见面。

我翻了个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张旧照片——小舅舅和吴渭站在瀚海公园亭子前的照片。

那个夏天，他们还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不知道那些会纠缠他们一辈子的人和事。他们只是两个少年，站在阳光下，笑得没心没肺，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淡地过下去。

我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是阴天，云层很低，天空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布，把所有声音都吸了进去。

我去图书馆找吴怀砚。柳镇图书馆马上就要关闭了，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闭馆搬迁”四个字，纸被风吹得翘起来，边角卷着。

我推开门走进去，里面很暗，窗户上的窗帘没拉，但外面是阴天，光透不进来。书架已经空了，只剩下几排光秃秃的铁架子，地上散着碎纸屑和灰尘。空气里有股旧书和樟脑球混合的气味，干燥、沉静、和以前一样。

吴怀砚坐在前台后面，穿着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墨镜架在鼻梁上，乌黑的头发披在肩上。

我走过去，轻声叫她：“砚砚。”

她擡起头看着我，嘴角露出微笑。

“我决定了。”我说。

“决定什么？”

“不查了……我已经把那封信烧了，没有给我姥姥看。”

她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摩挲着。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看着她的脸，看着那张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安静的脸。“我怕查到最后，发现那些事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怕我姥姥伤心，我怕我爸我妈担心，我怕……”我停了一下，“我怕我会难过。”

她摩挲着桌面的手指停住了。

“小雨，你想做的事就去做，不想做的事，就不做。”

我点了点头。“我们都要走了，我想把柳镇忘了。”

她伸出手，隔着前台的桌子，握住了我的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隔着一张空荡荡的前台桌，隔着一座即将消失的小镇，隔着那些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周末很快就到了。

那天早晨，天刚亮，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停在了楼下。我爸和我妈从车里下来，爸爸穿着一件深蓝条纹的t恤，头发好像又白了几根。妈妈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给姥姥熬的粥。

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那辆绿色卡车，上面用白漆印着搬家公司的名字。漆皮掉了一半，字迹模糊不清。两个工人从车上跳下来，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袖口卷到手肘。他们打开车厢后门，铁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小雨，东西都收拾好了吧？”妈妈问。

“收拾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搬吧，辛苦师傅了。”妈妈对两个工人说。

两个工人上楼搬东西，那张棕色的人造革沙发被擡了出来，两人一前一后，从楼道口慢慢挪出来。沙发的扶手缠着黑色的胶带，裂缝里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坐垫塌了，弹簧从破口处支出来。

妈妈说：“这沙发早该扔了。”姥姥没说话。她没有说扔，也没有说不扔。她只是站在门口，看着那张沙发被擡上车，看着它晃了一下，稳住了。

东西都搬完后，姥姥从楼道走了出来。她手里抱着一个搪瓷脸盆，盆里装着一些零碎物件——一把梳子，一面圆镜，一个针线盒，几团毛线。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抿着，抿得很紧，像是在用力撑着。

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盆。

“姥姥，该走了。”我说。

她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栋住了几十年的，淡绿色的三层小楼。楼道口的灯已经坏了很久，灯泡碎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灯座。门口的花坛早就荒了，只剩下一丛没人管的月季，开着最后一朵花，红得有些发暗，花瓣卷着边，要谢了，却又倔强地不肯谢。

姥姥的目光从一楼扫到三楼，从三楼扫到一楼。像是在数每一层有多少级台阶，像是在记住每一扇窗户的形状，像是在把整栋楼一寸一寸地刻进眼睛里。

“走吧。”她幽幽地说。

我出了楼门，看到吴怀砚站门口的杨树下。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一条低马尾，脸上戴着墨镜。她手里拿着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她听到脚步声，朝着我的方向微微侧了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