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话:凶手】(1 / 2)
【第57话:凶手】
吴渭抱着女儿回到柳镇的时候,是1987年夏天。
柳镇火车站的站台还是那么短,几间低矮的平房,上面架着“柳镇站”三个大字,红漆褪了色。吴渭把帆布旅行袋挎在肩上,另一只手抱着女儿,站在站台上四下看了看。
三年了,柳镇没什么变化。但他变了,他不再是那个穿铁路制服的司机学徒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皮肤晒得黝黑,肩膀比以前宽了些,但背没以前那么直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女儿趴在他肩头,脸埋在他脖子里。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扎着两条细细的辫子,辫梢用红色的毛线扎着,是她奶奶给扎的。她手里抱着一个旧布娃娃,娃娃的胳膊脱了线,露出里面的棉絮。
老孙在出站口等着。他穿着铁路制服,没有戴帽子,头发比两年前白了很多。看到吴渭走过来,他迎上去,伸手接过那个帆布旅行袋。小女孩从吴渭的肩头微微偏过脸。老孙看着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小手。她缩了一下,又伸出来,牵住了老孙的手。
吴渭轻声对女儿说:“叫爷爷。”
小女孩用羞怯但甜蜜的声音叫了声:“爷爷。”
“哎。”老孙答应着,眼眶有些泛红,“走,回家吧。”
老孙帮吴渭租了房子,在柳镇西边,一室一厅,厨房小得只能转开一个人。吴渭把女儿的床放在卧室里,自己睡在客厅的行军床。
老孙每个月都来,每次都会带一些菜、水果、小孩的衣服。有时候带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几本旧画册,是他在旧书摊上买的。他把画册递给小女孩,指着上面的图案对她说:“这是房子,这是树,这是花,这是鸟。”她点点头,嘴角弯了一下。
老孙看着她,想起自己的女儿,那个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的孩子。如果她还活着,也该有三十多了。
文杉那几年在单位里当会计。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工作不出错,也不出彩。他话很少,比以前更少了。
有一天夜里,温佩君起来上厕所,看到文杉房间的灯还亮着。她透过门缝,看到文杉坐在书桌前,低着头,在翻什么东西。他翻得很认真,一页一页的,像是在找什么。桌上摊着好几本旧书和泛黄的报纸。温佩君没有敲门,她站了一会儿,悄悄走开了。
在吴渭回到柳镇的那个夏天,文杉通过单位的一个同事,弄到了一份柳镇铁路分局1984年的内部事故通报。通报里详细记录了6月27日晚徐东海死亡的事故经过,包括当事司机的陈述、现场勘查记录。
记录里写得很清楚,案发的车次是0:30那班,兰州经由柳镇往乌鲁木齐的货列,这是真正轧死徐东海的车。他和吴渭走了之后,这趟车才来,中间隔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足够徐东海从醉酒中醒来,自己离开铁道,或者,足够另一个人杀死徐东海。文杉确认了一件事——凶手另有其人。不是他和吴渭,是第三个人。
有一次,文杉被单位派去参加一次联谊会。说是联谊会,其实就是变相的内部相亲,铁路系统好几个单位的单身青年凑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文杉不想去,但温佩君劝他去。
“文杉啊,你也工作两三年了,你得认识点儿新朋友,你得把那些……旧事,忘掉。”
文杉没有反驳,去了。
联谊会在柳镇电影院,文杉上高中的时候,来这儿做过检票员。没有电影放映的时候,这里就是各单位文艺汇演的地方。
联谊会当天,放映厅里腾出一片空地。拉了几条彩带,从这头扯到那头,松松垮垮地垂着。墙角堆着一套音响,两个大音箱立在两侧,正播放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火热的气息把整个大厅灌得满满的。
灯泡上蒙了彩纸,光就变成了红的、蓝的、紫的,落在地上,落在人们身上,像一层薄薄的、会流动的糖果纸。有人在跳舞,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哈哈大笑,空气里有股橘子汽水的甜味。
文杉坐在角落里,不太想跟人说话。他的目光越过那些晃动的人影,落在墙上那张褪了色的电影海报上。那是《城南旧事》的海报,纸角翘起来了,被风吹得一起一伏。
他默默想着,这部电影我看过多少遍来着?八遍?也许有十遍。
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坐到了文杉身边,他比文杉早到一会儿,刚跟一个姑娘跳了一曲,出了汗,解开了领口的扣子。他端起汽水瓶喝了一大口,打了个嗝,放下瓶子,转过头看了文杉一眼。
“你怎么不去跳舞?”他问。
“我不会跳。”文杉说。
“我也不会,瞎蹦呗。”年轻警察笑了一声,从桌上的搪瓷盘里抓了一把瓜子,递给文杉几颗。“你是哪个单位的?”
“车务段。”
“哪个科室啊?”
“财务科。”
“哦,那你是会计?那好啊,会算账。”年轻警察磕了一颗瓜子,转过头看着文杉。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忽红忽蓝,他的眼睛不大,但眉毛很浓。“我的管片儿就在你们那片,柳镇东边那一带。”
文杉没有接话。
“你们财务是不是挺忙的?”年轻警察问。
“还行,月底月初会忙一些。”
“那是,我们派出所也是,一到月底报表也多。不过比你们强,我们还能出来跑跑,你们整天坐办公室,腿都坐细了。”年轻警察说着,把腿伸了伸,像是在展示他并没有坐细的腿。
文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有些涩。
“你当警察几年了?”
“三年多了,分来柳镇就一直在派出所。你呢?在柳镇待了多少年?”
“我从小就在这里。”
“那你是老柳镇了。”邱警察眼睛转了转,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你听说过以前柳镇铁中那个案子吗?一个老师被火车轧死了,大概是三年前的事。”
文杉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稳了稳手中的茶杯。
“听说过。”
年轻警察把瓜子壳放下,声音压低了半度。“那案子挺蹊跷的。我跟你说,当时我跟着师父去的时候,那人早不行了,就躺在铁轨边上。我那会儿刚分来,啥也不懂,就跟着师傅记笔录。后来听师傅跟法医嘀咕,说死者不像是单纯的醉酒卧轨。那意思,可能是先被人捂死,再放上铁轨的。”
文杉没有说话,他把茶杯放到桌上,手指慢慢松开。
“你猜怎么着?”年轻警察的语气变得更低,好像在讲一个不能声张的秘密。“领导去找家属,建议尸检,但他老婆不同意,说‘老徐就是爱喝酒,喝多了迟早出事’。既然家属不追究,这事就按意外结了。我师父当时还嘀咕了几句,说‘这老婆也太冷血了’。”
“被人捂死?”文杉终于开口了,强忍住声音里的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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