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话：下葬】（1 / 2）

【第55话：下葬】

第二天，消息炸开了。徐东海死了。柳镇铁中的体育老师，醉酒卧轨，被火车轧死的。

街上传遍了，菜市场传遍了，家属院里传遍了，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在说，“体育老师死了”。温佩君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人们，听着那些被风送上来、断断续续的词——“徐老师……”“铁轨……”“喝酒……”“可惜了……”。

没有人知道真相。没有人知道昨晚在那条铁轨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那两个少年，那个沉默的、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

只有她知道。

老孙是在第三天来找她的。

他敲了敲门，温佩君开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茶，茶汤已经黑了。

“文槿她妈，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

温佩君看了看里屋，文杉不在，只有还不会说话的谷雨躺在摇篮里。她侧身让老孙进来。老孙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搪瓷缸子放在茶几上，没有喝。他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机油。

“徐东海的事，”他开口了，声音很低，“我听说了。”

温佩君没有接话。

“那天晚上，我在楼下碰到你。”老孙擡起头，看着温佩君。“你的脸色很差。你叫我不要出声。”

温佩君坐在他对面，手指攥着膝盖。

“文槿她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温佩君沉默了很久。她想起那晚，想起铁轨上的两个少年，想起那个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想起火车的车头灯从雾里冲出来的那束光。她想起文杉的脸，白得像纸，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灼热的、让她害怕的光。也想起他把那个人从铁轨上拖下来的样子，那个动作，那个决心，那个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不杀人的人。

“老孙，”她的声音很低，但很稳。“有些事我知道，有些事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

她看着老孙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不是文杉干的。也不是你徒弟吴渭。他们把人拖下来了。他们走的时候，那个人还活着。把他重新拖上去的，是别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不是这两个孩子。”

老孙看了她很久。那目光里有惊讶，有不解，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不忍，也许是疲惫。他沉默了很久，最终只是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谷雨的摇篮边。

谷雨醒着，睁着大大的眼睛，两只小手在空中挥舞着。老孙冲着她弹了一下舌头，发出“嗒”的一声，谷雨看着他笑了。

老孙轻轻握了握她的小手。

“文槿她妈，”他没有回头，“他们都还是好孩子……”他顿了顿，看到谷雨脖子上挂着满月时他送的那把长命锁，纯银的，闪闪发亮。

“有些事，知道了，也不能说。说了，就毁了。”

他说完，轻轻地松开了谷雨的手，谷雨擡起两条小小的腿，扑腾了两下。老孙看着她笑了笑，站起身，走出了门，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

温佩君坐在沙发上，听着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还在发抖，从那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

过了两天，老孙被请去做葬礼。

被葬的那个人，就是徐东海。

来找他的是机务段的同事，说是经常跟徐东海一起喝酒。那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蓝布褂子，站在门口，搓着手，说话吞吞吐吐的，像是有口难开。

老孙正在阳台上给鸽子喂食，一把玉米粒撒出去，鸽子们扑棱着翅膀围过来，咕咕咕地叫。那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开口：“孙师傅，有个事，想请您帮忙。”老孙没擡头，又撒了一把玉米粒。

“什么事？”

“徐老师的事。您听说了吧？铁中的体育老师，徐东海。家里想请人给办后事，就托我来找你了。”

老孙的手顿了一下。

他把手里剩下的玉米粒倒进铁皮盒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转过身看着那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翻了一下。

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消息传了几天了，街坊邻居都在议论，说徐老师喝醉了酒倒在铁轨上，被火车轧了，惨得很。

“徐老师家里还有什么人？”老孙问。

“有老婆，还有一个闺女，在铁中上高一。”那人说着，叹了口气。“闺女还小，不懂事。家里头……乱得很。孙师傅，您看您能不能……”

老孙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您方便的话，我早上来接您。”

“不用接，我自己去。”

那人走了以后，老孙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鸽子。它们吃完了玉米粒，在地上走来走去，咕咕咕地叫。有一只在墙头站着，歪着脑袋看他，眼睛红红的，像两颗小小的樱桃。柳镇没有樱桃，他的老家才有。老孙看了一会儿那只鸽子，转身进了屋。

他从柜子里翻出一套干净的衣服，深蓝色的，是妻子去世前给他做的，平时不舍得穿。他把衣服叠好，放在床头，又找出那把用了二十多年的剃须刀，对着镜子把胡子刮干净。

镜子里的自己老了很多，头发白了，眼角的皱纹深了。那只真的眼珠已经有些浑浊了，但那只玻璃眼珠还像初生一样透亮清澈。这只眼珠什么都看不见，但就算那些有两只真眼珠的人，又能看清些什么呢？

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孙就出门了。

徐东海的家在离货运铁轨不远的一栋红砖楼里，三楼，靠东边那间。老孙上楼的时候，楼梯间很暗，他摸黑走了上去。徐家的门没关，虚掩着，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他敲了敲门，推门进去了。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着酒精和药物刺鼻的气味，也许是用来消毒的。客厅里已经站了几个人，有铁中的老师，有邻居，老孙都不认识。没有人招呼他，他也没有找人招呼。他只是站在那里，四下看了看，等着。

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黑白的，一个男人的半身照。穿着深蓝色的运动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上扬。老孙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移开了目光。

过了一会儿，从里屋走出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睛不大，看上去很严肃。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几缕碎发垂下来，贴在脸颊上。穿一件黑色的薄衫，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胸前别着一枚白花，白得刺眼。

“您是孙师傅吧？”她的声音不大，很平静，没有起伏。

“是。”老孙说。

“老徐的事，麻烦您了。”女人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声音里也没有悲伤。老孙看着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但没有说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问了一句：“人现在在哪儿？”

“在屋里。您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