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话：下葬】（2 / 2）

老孙跟着她走进里屋。

徐东海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露出穿着白色衬衫的上半身。脸上盖着一块白布。老孙走到床边，伸出手。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落下去，轻轻掀开了白布。

那张脸他见过。在铁中的操场上，远远地看过。那时候是红的，有生气的，吹着哨子，腮帮子鼓着。现在这张脸是灰白色的，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皱巴巴的，没有血色。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开，露出牙齿。

老孙的目光在那张脸上移动，他看到耳廓的部分有些肿胀，不是正常皮肤的青紫色，他又看了看手，指甲也是青紫色。

他心里咯噔一下。他见过的死人多，什么样的死法都见过，什么样的尸首都处理过。有的掉在水里泡了好几天，捞上来的时候面目全非；有的在铁轨上被碾得支离破碎，要用好几块布才能拼出一个人形。他知道什么是火车轧死的，也知道什么不是。这具尸体，在被火车碾过之前，就已经没了呼吸。

老孙把白布轻轻盖回去，手放下来，转过身。女人站在门口，靠着门框，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她的表情还是那样，没有悲伤，没有紧张，什么都没有。像一堵刷了白灰的墙，干干净净的，什么都看不出。

“孙师傅，您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女人问。

老孙看了她一眼，犹豫了一下，问道：“有件事我想问一下。徐老师出事那天晚上，他是几点出去的？”

女人想了一下。“不知道。我睡了他还没回来，我醒了他也没回来。”

“他平时喝酒多吗？”

“他天天喝。喝多了就闹，摔东西，骂人……习惯了。”女人打断了他，声音还是平的，没有起伏。“孙师傅，我跟您说实话吧。老徐这个人，就是太爱喝酒，喝多了就在外面躺着，早晚得出事。”

老孙没有接话。他又看了那张床一眼，白布底下的人形，一动不动。

“警察来过了，”女人继续说，“问了些话，做了笔录。建议尸检，我没同意。”

“为什么没同意？”老孙脱口而出。

女人看着他。那目光很平，像一潭死水，什么都看不到。她过了好一阵才开口：“人都已经死了，折腾他有什么用呢？”

她顿了顿，又说了一句：“喝多了还要走夜路，你说，那不是更容易出事吗？”

老孙没有再问了。他转过身，开始做他该做的事。

这些事不是为死了的人，而是为那些还活着的人。活着的人需要一个说法，需要一个仪式，需要相信这个人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活下去。哪怕那些说法是假的，那些仪式是空的。

入殓的准备工作很快开始了。老孙让人打来热水，兑得不凉不烫，浸湿毛巾，一块新毛巾，白布，边角还带着线头。他拧干毛巾从脸开始——额头，太阳xue，鼻梁，人中，下巴，两只耳朵。毛巾是热的，擦过皮肤，水汽蒸腾起来，灰白色的脸看着似乎有了一点活气。

他看着那张脸，想，他活着的时候，脾气是不是很差？喝多了是不是会摔东西、骂人？是不是会打他的妻子？是不是会把女儿吓得躲在墙角捂住耳朵。老孙不知道，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擦完身体，女人从里屋拿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黑色西装，放在桌上。

“孙师傅，把这个给他穿上。”她说。

西装是新的，商标还没剪，墨绿色的标签，上面写着“上海西服”。老孙拿起西装，翻过来看了一眼，对女人说，“把商标剪了。”

女人递来一把剪刀。老孙捏着剪刀，小心地把标签剪下来，塞进自己口袋里。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跑了进来。是一个女孩，十五六岁，短发。她站在门口，喘着气，看着那张床，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爸！”

她扑过去，跪在床边，抓住被子的一角，把脸埋进去。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浑身发抖。

“爸！爸你醒醒！爸……”

老孙站在旁边，没有动，也没有劝。那哭声很长很大，撕心裂肺的，像要把屋子里的空气全抽空了。楼上楼下都听到了。走廊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断断续续地飘进来了。“可怜”“闺女还小”“以后怎么办”。

女孩哭着哭着，声音小了。从嚎啕大哭变成了抽泣，从抽泣变成了沉默。她跪在那里，头抵着被子，一动不动。

老孙蹲下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孩子，”他的声音很低，“别把眼泪滴在他身上，让你爸走得干净些。”女孩用手背擦眼泪，擦不干净，又擦。她的手指上全是泪，脸上也全是泪。她转过头看着老孙，那张年轻的脸，被泪水浸泡着，嘴唇一直在抖，像冬天里没有穿够衣裳的人。

“你爸会走好的。”老孙说。

女孩点了点头，眼泪又涌了出来。她用袖子擦，擦不干，转身跑了出去。

老孙把那套黑西装拿起来，抖了抖，走到床边。他掀开被子，开始给徐东海穿衣服。袖子的位置不对，他拽了拽，又拽了拽。旁边没有人帮他，他也不需要。

葬礼在中午之前就结束了。

匆匆忙忙的，来的客人不多，几个单位的同事，几个邻居，加上徐东海的妻子和女儿。徐琳琳站在灵堂的一角，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没有再哭，眼睛已经干了，但眼眶还是红的。她穿着黑衣，胳膊上别着一块黑布，黑布上缝着一朵白花，花瓣歪了，没有人帮她扶正。

徐东海的妻子站在灵堂的另一边，跟单位的领导说话。她说了什么，老孙没有听见，只见她偶尔点一下头，偶尔说一句，表情始终如一的平静，像一个在办理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

葬礼结束后，老孙回到家，在鸽笼前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那枚剪下来的商标。墨绿色的，印着“上海西服”四个字。他把它举到眼前，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厨房，把它扔进炉膛里。

火苗舔了一下，标签卷了起来，边角发黑，吞进去，吐出一片灰烬，消失在炉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