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话：目击者】（1 / 2）

【第54话：目击者】

温佩君从鄯善回来以后，像换了一个人。

表面上看，一切如常。她照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点炉子、坐上水壶、淘米、切菜、把稀饭熬得稠稠的，馒头蒸得白胖胖的。缝纫机的踏板还是踩得嗒嗒嗒嗒，给文杉补校服，给谷雨做小被子，针脚细密得像缝纫机长出来的牙齿。菜市场里，她还是会为一分钱跟小贩掰扯半天，把蔫了的菜叶子一片一片摘掉，把秤砣压得死死的，从不吃亏。

但她自己知道，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她了。

那些事，那些画面，像一捆湿透的麻绳，沉甸甸地缠在她的心上，怎么解都解不开。

她经历过老于的突然去世。那一年，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正坐在缝纫机前给文杉做一件新棉袄。她放下手里的活，把炉子灭了，把门关上，把窗帘拉好。她没有哭，只是坐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她起床，洗了脸，梳了头，继续踩缝纫机。她挺过来了。

她以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比那更重了。

但这一次，她觉得更难。

不是因为死了一个人，是因为还有人活着。崔晓燕死了，但她的孩子还活着。文杉还活着，但他的一部分已经跟着崔晓燕走了。而她——温佩君——夹在这些人和这些事中间，不知道该救谁，不知道该怎么救。

文杉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话一天比一天少。温佩君看在眼里，但什么都不问。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守着同一个秘密，像两堵并排站着的墙，隔着一臂的距离，谁都没有靠过去。

那天傍晚，温佩君从菜市场回来，隔着门缝，她看到文杉蹲在谷雨的摇篮边，一只手握着谷雨的小手，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地哭泣。她站在门口，没有推门，没有出声。

她知道，文杉也知道了崔晓燕的死讯。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文杉，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自己。

崔晓燕的孩子还暂时寄养在郭兰英家，她答应两个月内把孩子抱走，但抱到哪里去？她想过很多种可能——送人，送福利院，或者就自己养着，就当是文槿生了双胞胎。

但每一种可能都有问题。送人，她舍不得；送福利院，她不忍心；自己养，文杉怎么办？文杉每天看着这个孩子，会不会一辈子都走不出崔晓燕的阴影？崔晓燕已经走了，她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也陷进去。

这些念头在她的脑子里打架，打了一个多月，没有分出胜负。

已经六月底了，那天傍晚，温佩君在家属院里收衣服。新疆昼夜温差大，下午还是热浪滚滚，太阳一下山，燥热就飞快地褪去了，晚风顺着戈壁漫卷而来，钻进衣领时已经有些凉意。

她把衣服收回家，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快放学了。于是她擦了擦手，往家属院门口走。

她想去接文杉。

她最近心里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文杉每天魂不守舍，她都不敢让他一个人在路上走。她怕他骑着车，眼睛一花，撞上什么。她怕他走着走着，忽然蹲下来，把脸埋在手臂里，像那天蹲在谷雨摇篮边一样。她怕他哭。

她不问，不代表她不知道。

她站在家属院门口的那棵白杨树下，等着。

陆续有放学的学生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铃地响。一个，两个，三个。没有文杉。她踮起脚往路那头看，路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落叶被风吹着打旋。她等了又等，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还是没见到文杉。

一辆自行车从远处骑过来，骑车的是一个男生，穿着校服，书包挂在车把上，晃晃悠悠的。

“建军，等一下！”温佩君拦住了他。

那男生捏了刹车，一只脚撑在地上，看着她。“阿姨，怎么了？”

“建军，你看见文杉没？他怎么还没回家？”温佩君问。

“文杉啊，他中午就请假走了，说是肚子疼。下午没来上课。”

温佩君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谢了李建军，转过身，快步往铁中的方向走。文杉中午就走了，他去了哪里？他为什么要撒谎？她的步子越来越快，几乎是在小跑。

路两边的白杨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她顾不上看，脑子里全是文杉的脸——白的，没有血色的，眼眶红红的。她想起那天晚上，他在谷雨的摇篮边哭，无声地哭，像一个被掐住了喉咙的人，连哭声都发不出来。他一定是去了什么地方。

苇子峡？还是崔晓燕的坟前？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找到他。

铁中到了。

校门开着，门卫室里没人。操场上空荡荡的，篮球架孤零零地立着，篮网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温佩君站在校门口，喘着气，不知道该往哪走。她正要往教学楼那边去，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本能地躲到了路边那棵大杨树的后面。

从校门里走出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醉汉。

醉汉穿着深蓝色的运动服，头发乱糟糟的，脸通红，步子不稳，歪歪斜斜的，一看就是喝了很多酒。他扶着校门的铁栅栏站了一会儿，打了个酒嗝，然后踉踉跄跄地往西走了。他走得很慢，左脚往左偏，右脚往右偏，像一条在岸上挣扎的鱼。

温佩君躲在大树后面，屏住呼吸，不敢动。她不想惹事，不想被那个醉汉看到，不想跟这种人打交道。她等他走远了一些，正要从树后面出来，又看到了两个人。

是文杉。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少年。

两个人从校门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脚步很轻，像两只正在靠近猎物的猫。他们的目光盯着那个醉汉的背影，不近不远地跟着。文杉穿着校服，书包单肩挎着，一只手按住包带，怕它晃出声响。另一个少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袖口卷到手肘，小臂上有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伤疤，他的步子比文杉更稳，目光比文杉更沉。

文杉叫他“吴渭”，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但那两个字被风送过来，温佩君听到了。

吴渭？她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她想了想，忽然想起来了——小年那天，在老孙家。那个坐在沙发上、有些局促地站起来跟她打招呼的年轻人。老孙说：“我徒弟，叫吴渭。一个人从陕西来的。”

她想起来了，想起了那张脸，想起了他说“阿姨好”的时候，声音有些生涩，眼睛里有一种她当时看不清的东西。她现在看清了。那不是紧张，是藏着事儿。他藏着的事儿，跟文杉藏着的事儿，是同一件。

她没有出声。悄悄跟在他们后面，隔着很远的距离。

那个醉汉走在前面，文杉和吴渭走在中间，温佩君走在最后。三个人像一串被穿在一条看不见的线上的珠子，沿着那条土路，穿过巷子，穿过主街，穿过那些正在暗下去的建筑。

路灯很暗，隔很远才有一盏，把这些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寂静的路上，像一出无声的皮影戏。

温佩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她应该叫住文杉，把他拉回家，问他在干什么，问他为什么要跟踪一个醉汉。但她没有。她的脚不听使唤，她的心在胸腔里疯狂地跳，跳得她整个人都在抖。

她怕——不是怕那个醉汉，是怕文杉。她怕文杉要做的事，是她想都不敢想的。

他们走到了那条铁轨旁边。

那是柳镇的货运专线，一条从东边穿进来、向西边的戈壁滩深处延伸的铁轨。白天基本没有车，夜里偶尔有一趟货车经过。温佩君熟悉这条铁轨，她年轻时跟着丈夫走过了无数次，踩着枕木，看着远处的戈壁滩，看着那条灰黄色的地平线。她那时候觉得，铁轨是有尽头的，走到尽头就能看到海。

现在她知道，铁轨的尽头没有海，只有黑暗，只有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火车，只有被碾碎了的、再也拼不回来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