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话:最后的感谢】(1 / 2)
【第49话:最后的感谢】
崔晓虎卷了一支莫合烟,抽了一口,问我:“你们查到了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
“我小舅舅叫于文杉。1984年,他在柳镇铁中上高二,你姐姐和他一个班,他们是朋友。”我看着他,他没有反应。“还有一个男生叫吴渭,是火车司机学徒,比他们大一岁。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他们去瀚海公园,拍过照片。”
我用手指了指玻璃板下面那张崔晓燕的照片,“就是这张。”
崔晓虎没有说话,他只是听着,目不转睛。
“1984年春天,你姐姐怀孕了。”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打捞上来的。“她不肯说那个人是谁,谁问都不说。”
崔晓虎的手指绞紧了一些,但没有打断我。
“我小舅舅求自己的妈妈,也就是我姥姥,带崔晓燕去做堕胎手术。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你姐姐几个月后自杀了。”
崔晓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很久没有动,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擡起头来了。灶台上的水壶还在咕嘟咕嘟地响,没有人去关火。
“我们已经查到了,那个害你姐姐的人,是柳镇老铁中的体育老师——徐东海。在你姐姐自杀后不久,他醉酒死在了铁轨上,被火车轧死了。当时的调查结果……是意外。”
崔晓虎擡起头,眼睛里有红血丝。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窗外风大了些,吹得枣树叶子哗哗地响。
他的目光落在玻璃板下面的照片上,落了很久。
“你说他是自己死的?”他终于开口。
“当时警察的结论是意外。”我说。
他没有再问,把剩下一半的莫合烟捏碎了,烟丝洒了一桌子。他找了块抹布,擦干净,把抹布叠好,放在桌角。
“你说我姐那个姓于的同学,是你小舅舅?”
“是。”
“你小舅舅现在呢?”
“失踪了。1990年,他就失踪了。”
崔晓虎看了我一眼,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推开,站在门边上,看着院子里的枣树。
他站了好一会儿,转过身,走回到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东西走了出来。
当他把那个蓝色的笔记本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那是一个老式的硬皮笔记本,蓝色封面已经褪成了灰蓝色,边角磨得发白,书脊处的布面裂开了,露出里面发黄的线装。纸张从侧面看是褐色的,像是被什么液体浸过,又像是时间本身把那些纸页烤成了这个颜色。
我接过来,指尖触到封面的瞬间,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从指尖蔓延到手腕,像触到了一块埋在地里很久的石头,冰冷而沉重。
“这应该就是你小舅舅送来的。”崔晓虎说。
我翻过笔记本的扉页,前面几页是正常的数学笔记。二次函数的图像,三角函数的公式,排列组合的例题。她的字迹小小的,挤在横线格子里,密密麻麻的。有些地方用红笔划了重点,有些地方用铅笔打了问号。
我翻到中间的时候,手忽然停住了。
那一页不是数学笔记。通篇只有一个名字。“徐东海”。
徐东海。徐东海。徐东海。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密密麻麻的,横的,竖的,斜的。有些地方写得很用力,圆珠笔戳破了纸,笔画深深地嵌进纸页里,凸起的纤维在指腹上硌得生疼。有些地方又写得很轻,轻到几乎看不清,像是不敢写,又忍不住不写。
有些名字被划掉了。划了一遍又一遍,划破了纸,划出了洞。划掉了又在旁边重新写,写完了又划,划完了又写。那是一种无意识的、痛苦的、停不下来的仪式。
我心头一震,与吴怀砚对视了一眼。这就是崔晓燕留下的那本笔记本,被我小舅舅偷偷藏进书包的、证明徐东海是罪人的笔记本。
我不知道小舅舅当时送来笔记本的时候,怀着怎样的心情。希望崔晓燕的家人知道真相?或者,希望他们为她报仇?
“小舅舅什么时候送来的?”我问
“我姐去世后一两个月吧,”崔晓虎又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屋子里慢慢散开。“那天我不在家。我放学回来,我爸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这本子。我问他哪来的,他没理我。”他吸了一口烟,声音从烟雾里传出来。“但我爸当时没提里面写了什么。直到我爸去世,我才又看到它。”
我翻开笔记本,又看了一遍那些写满“徐东海”的纸页。二十四年了。它们还在这里,每一笔都还在。时间能抹掉很多东西,但抹不掉这个。小舅舅把它从崔晓燕的桌斗里拿走,把它还给崔剑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他什么都不用说。崔剑武翻开这一页,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爸看到这本笔记本以后,”我问,“有没有什么……变化?”
崔晓虎想了想。烟头在他指间一明一暗。“有。他每天都出去。”
“去哪儿?”
“不知道。天黑了出去,后半夜才回来。”他弹了弹烟灰。“我问他去哪,他不说。有一次回来的时候身上有土,衣服刮破了,肩膀上有血痕,我以为他跟人打架了。”
“那次大概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但是夏天……大概是放暑假前的几天。因为我记得那天是期末考试。”
放暑假前,6月底。
徐东海死亡的时期,1984年6月27日。
我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后来徐东海死了。”我说。崔晓虎看着我,等着。“卧轨而死,在84年6月底。”
崔晓虎没有接话。屋子里只有他的烟在燃,烟灰在慢慢变长。
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院子里的枣树沙沙地响。那些青色的枣子在风里晃动,有些熟透了的掉在地上,滚到墙根下。崔晓虎擡起头,看着窗外。
“还有一样东西。”他把烟掐灭了,站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有些磨损,没有封口,自然叠拢着。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也是我姐留下的。”他说。“我爸走之前交给我,说有朝一日有人来问,就把这个给她。”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立刻打开。它很薄,薄得像是什么都没有装。信封上没有写字,没有地址,没有邮票,不知道是要寄给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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