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块（1 / 4）

一万块

周远山的遗体在医院太平间停了两天。

两天里，外婆没有合过眼。

她白天在医院和工地之间来回跑，晚上回来给周渡做饭，哄他睡觉，然后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发呆。

她去找了工地的老板。

那个老板姓钱，四十多岁，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子，手指上套着两个金戒指，说话的时候喜欢把脚翘在桌子上。外婆找到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喝茶，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壶，茶盘是红木的，擦得锃亮。

“你是周远山的家属？”钱老板放下茶杯，上下打量了外婆一眼。

“我是他岳母。”外婆站在他面前，身上的棉布罩衣已经两天没换了，袖口沾着医院里带回来的碘伏痕迹，头发也乱了，但她站得很直，脊背绷得像一根拉紧的弦。

钱老板叹了口气，那叹气的声音很夸张，像是排练过的，声音大而空洞，里面什么感情都没有。

“周远山这个事，我也很难过，”他说，“他在我这儿干了快十年了，是好工人，我一直很器重他。但是啊，阿姨，这个事怎么说呢……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想不到。塔吊的钢丝绳断了，那是设备老化，不是我们工地的管理问题——”

“你就是老板，”外婆打断了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工人死在你工地上，你就得负责。”

钱老板的眉头皱了皱，脸上那副“我也很难过”的表情收了起来，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

“阿姨，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外婆面前，“这个事，按规矩走，就是一万块钱。丧葬费、抚恤金，都在里面了。多了没有，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小工地，利润薄，能拿出一万已经——”

“一万？”外婆的声音突然拔高了，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断裂了，尖锐而疼痛，“我女婿给你们干了十年，十年！一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一年四万，十年就是四十万！他给你们挣了四十万，他死了你就给一万？！”

钱老板的脸色沉了下来。

“阿姨，话不是这么说的。工资是工资，他干活我给钱，两清了。事故是事故，我又不是故意的，塔吊的钢丝绳说断就断，我能怎么办？你要是觉得一万少了，你可以去告我，看看法院判多少。”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笃定，因为他知道她不会去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没有钱，没有关系，没有门路，拿什么告？

外婆站在原地，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不出话。

她看着那个信封，里面薄薄的一沓钱，一万块。她女婿的一条命，就值一万块。她女儿的一条命，当年连这一万块都没有。

她突然觉得很冷。

不是天气的冷，是心里的冷。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一点一点地冻住了，连愤怒都被冻住了。

她伸出手，拿起了那个信封。

钱老板脸上露出了一个“这就对了”的表情，甚至还有心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外婆把信封攥在手里，转身走了出去。

她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摔在路边的水沟里。她扶着电线杆站了一会儿，喘了几口气，然后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走。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她停下来，买了一把香，一刀黄纸，一袋水果。

卖菜的大姐认识她，看她脸色不好，多问了一句：“阿姨，你没事吧？脸色这么差。”

外婆摇了摇头，没说话，把钱递过去，拿了东西就走了。

回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

周渡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课本，手电筒搁在旁边，正在写作业。听见脚步声擡起头，看见外婆回来了，他合上课本，站起来。

“外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又是这句话。

这两天他每天都要问一遍。外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不出口。她不知道怎么告诉一个八岁的孩子，你爸爸死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蹲下来，把周渡搂进怀里，下巴抵在他的头顶上，眼泪掉在他的头发里。

“渡儿，”她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外婆跟你说个事。”

周渡没有说话，安静地靠在她的怀里，等着她往下说。

外婆张了几次嘴，那三个字像石头一样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她抱着周渡，眼泪流了又停，停了又流，反反复复了好几次，最后只说出了一句：

“你爸爸……出远门了。”

周渡从她怀里擡起头，看着她的脸。

八岁的周渡有一双很黑很深的眼睛，看人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的，像是能把人看穿。他看着外婆红肿的眼睛、凌乱的头发、那张皱纹里全是泪痕的脸，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用小小的手掌帮外婆擦了擦眼泪。

“外婆不哭，”他说，“爸爸出远门了，他还会回来的。”

外婆把脸埋进周渡的肩窝里，哭得浑身发抖。

那天晚上，周渡睡着以后，外婆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把那把香拆开，一根一根地数。

她数了九十九根。

九十九根香，是她在老家时学会的规矩——人死了，要烧九十九根香，点九十九盏灯，请九十九个路神，才能把死者的魂灵引回家，让他最后看一眼家人，安心上路。

她没有九十九盏灯，只有这一把香。

她点了一根，插在灶台前的砖缝里。

烟升起来，细细的，弯弯的，在昏黄的灯光下飘散，像一条看不见的路。

她又点了一根。